家事-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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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清贫伉俪（1）
一九七四年年底，我加入了党组织，那时候叫被“纳新”。
“吐故纳新”是这个时期的政治术语，也是“文革”后期的组织路线。在这个时期被“吐”的，自然是当时称为“走资派”和一些有贪污、盗窃等有实质性错误的人，“纳”的，除了所谓的“响当当”，再就是像我这样虽不是响当当的造反派，也是被单位领导和职工们公认品行端正、工作积极、作风正派、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和群众基础的人，这当然有既定的前提条件：能誓死捍卫党中央，誓死捍卫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一九七五年夏天，蓝峰回西照银行进行毕业实习。
蓝峰是七二年由单位推荐去北京金融学院上学的，当时像他这样的工农兵学员除极个别留校任教外，基本都是从哪里来的毕业后还回到哪里去。由于他是六六届高中毕业生，基础知识比较扎实，所以他的学习成绩在大学里一直是名列前茅，他来信说他有留校的可能，想听听我的意见。我说我当然希望你能回来，但这是关系你一辈子命运前途的大事，你还是要慎重对待，留首都的高等学府任教和回咱这山沟穷县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两个概念，你可要把握好了。
他回信说，他决定回单位来实习，毕业后的去向要看回来实习期间的感受如何，他基本是准备回来的，这样决定并不全是为我，而是他自己的心愿。他是山乡的孩子，他立志倾自己所学来回报养育了他的贫瘠的家乡，他说他要在山乡干番大事业。既然这样，我当然也很高兴，想想看，他的归来对那些怀疑我们的恋爱不会有结果的说法是一个多么有力的回击！在我和蓝峰的恋爱关系刚刚公开时，有人就预言有一天他要把我给甩了，理由很简单，人家一个大学生犯不着娶一个合同工（虽在单位工作，仍是农业户口，与一般临时工不同的是，这批人员在国家计划，不能随便解聘）为妻。蓝峰在上学走的前夕，曾心事重重地对我说，希望我注意和单位同事们之间的关系。我说我和同事的关系咋了？你听说什么啦？他说也没听什么，只是有种不寻常的感觉，譬如过去他从下面回来办事（他上学走前一直在公社营业所当营业员），县行的同志们见了都亲热地握手寒暄，可现在有人却走头碰也不说话。由于在县行工作的老同学小张的家距单位不远，所以他每次回来几乎都住在小张在单位分的宿舍里，与小张同宿舍的老蒯过去对他很热情，可这次竟然一晚上也没跟他说一句话，第二天早上他主动与老蒯搭讪老蒯也不理不睬。有人还直白白问：蓝峰，听人说你正和汪瑞兰谈对象，不会是真的吧？他说没有的事儿。他们便说，我说嘛，你蓝峰怎么会要她呢？……我这样说你不要误会我是在故意贬低你，我是从心眼里认为你很优秀，好多方面我还配不上你呢，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同志对你的看法会这样，按说我与他们的关系挺一般，他们对我与谁谈恋爱这么关心也有些超乎常理，所以，我觉得……
他不知怎么措辞才能表达出他的真实意思。
我当时很冷静，没有像一般恋爱中的姑娘们耍小性认为蓝峰说的话是在变相抬高他自己，我对他说的现象深信不疑，因为确有那么几个人对我从来没有友好过，我认为他们故意在离间我们。但那时我对他们为什么这样很迷惑，经过这么几年，我心里清朗多了。总之，蓝峰的学成归来将是对他们不良用心的最好答复，不过我也为蓝峰暗暗叫屈，他本是一个清清白白、与谁都无争的一个老实农民的后生，却要因为与我的结合而卷进西照银行微妙而残酷的人事旋涡之中了。
在他实习期间，出现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他的吃、住在哪里呢？我们家离单位很近，我一直是在家吃饭的，我们还没结婚，他一日三餐到我们家吃饭很不方便，况且我们家人口大伙食差，让他与我们一家老老小小吃一样的饭我母亲很不好意思，可是做好的又做不起，所以去我们家吃饭是不现实的，而我们的关系又是尽人皆知，我每天回家吃饭让他一个人端着碗去单位食堂像什么话呢？再说住，也是个问题，单位里住房很紧，根本不可能给他单独一间，就是两人合住也不可能。管后勤的同志笑着开玩笑说，还安排什么房子？干脆结婚算了！他当然想叫我们立即结婚，因为我有一间现成的宿舍，结了婚他是绝对不用为安排这个实习生的住房发愁了。这个老同志也真是怪，开句玩笑也未尝不可，想不到他就是不积极想办法给蓝峰安排房子，蓝峰在刚回来的几天里就像他上学走前一样，借住在那些在单位有宿舍而又不经常住的同志的宿舍里，只不过以前是他自己找现在是我替他寻罢了。每寻一次同志们都要借故取笑我一次，似乎我们是真的应该结婚了。
第十八章 清贫伉俪（2）
他二十八岁我也已二十六岁，与我们年龄差不多的职工大都已经有孩子了。
我们的确是应该结婚了。
但蓝峰缄口不提结婚的事，这叫我很为难，我一个女孩家总不能自己说我们结婚吧？尤其人家是一个大学生，我虽然自认为我也混得不赖并不是高攀了他，但作为一个女孩的自尊还是有的，他不说结婚我决不先开口。
管后勤的老王憋不住了，一直让一个回单位实习的大学生打游击找住处是他的失职，他与蓝峰也熟，有一天他问蓝峰为什么不趁势把婚结了，学校不是对学生结不结婚不管不是有人结了婚才去上学的吗？
蓝峰说学校是不管，可我上学又不带工资，就每月十三块五毛钱的生活费，我拿什么结婚？
老王把蓝峰的话透给了我。
既然结婚的障碍是钱，那么就由我提出来吧，我想。他距毕业还有半年，半年以后正式分配回来，每月的工资是三十五元，由于家境贫穷，三年的上学期间不但家里分文没有给他，他还因父亲有病借有外债，即使他毕了业，没有三五年手中也不会有积蓄的，我们总不能为钱的事再等三年五载。
再简单，也不能光领个结婚证吧？总也得……他不好意思往下说。是的，再简单，也须给单位的同志们说一下，给县直的要好同学说一下，给大家散发些“喜糖”，作为我们结束单身的新闻发布；新房当然是我的单身宿舍，也要稍稍布置一下吧？譬如添置一个新床单，一对新枕头，两床新被窝，按说还得举行个简单的仪式，即使不宴宾客，起码晚上要在新房里拉开桌子摆出几盘小菜，让“来坐坐”的同学和同事们喝一杯喜酒……可是，我们两个手中都没有钱，没钱置办床铺，没钱沽酒买菜，甚至连买张吃饭用的小木桌也买不起，这真是太难堪了。
干脆，回你们家办！我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
蓝峰面露难色，欲言又止。
对你父母讲，不让他们作难，不必为我们铺张，就说我们在单位已经办了，仅仅是回去小住几天……从家里回来我们就说已在家里举行了婚礼，只须买二斤糖果散发给同志们就行了。
没有比这个办法更好！
就这样商量定了。
第十九章 国家出了大事（1）
正是在这段充满派性的明争暗斗中，迎来了蓝峰的正式毕业。前面说过，蓝峰的毕业回本单位是曾得到我们单位当时的领导，也就是“整顿”时期新的领导班子“三驾马车”同意的，当时何止是同意，简直就是几个主要领导的怂恿和渴求，是庞大的行务会议上的众口一词，但当真的分配回来的时候，也就是组织关系已经到了县委组织部的时候，却出现了问题：迟迟不见消息之后，是接到限期到一个偏僻的公社当社干的通知。
蓝峰百思不得其解，去问行长（即彼时的三驾马车之首），行长说他也不知道。
我是单位送出去的，学的又是本单位的专业，是单位在我们学校的征求意见函上签注的意见，现在落得个这么个荒唐的结果，我即使个人不说什么，你们当领导的难道不应该去分配部门问个究竟吗？蓝峰气愤之下把这带情绪的话说给了行长听。
行长再告诉他的时候，更是一副公事公办、距人于千里之外的神气：这是县委的意见，今年的大学生原则上都不留县城。
到基层可以，但我学的金融专业，我不愿意转行，请你们以一级组织的名义去县组织部门协调。蓝峰说。
这样的要求无可厚非。几天之后结果来了，让他到鸡河营业所去。蓝峰头上的血管瞬间变粗变紫，因为他知道，由于行政区域的调整，鸡河营业所早已决定撤销，其业务人员已分散到别处，现在那里只有一个看院子的勤杂工。
简直混蛋透顶！……盛怒的蓝峰开始出言不逊，在一位副行长对他恶语相加时，蓝峰一步向前拽着了他的胳臂说，走，我们到县委讲理去！
副行长当然不会被蓝峰胁迫着去县委，蓝峰自然也不会服从分配到鸡河营业所去厮守着那所荒芜的院落，就这样，蓝峰与单位当权者弄僵了。
本不愿卷入单位派性争斗、试图超脱以“实业救国”的大学生蓝峰，在面临自己毕业分配的重要关头，明显地感到有一股势力在对他进行排挤和迫害。
而西照银行以老A为首、以我们的两个同学为副的所谓“知识分子造反派”的“非正规”内阁，对蓝峰的归来，表示的则是大力的欢迎和支持，他们委任他为业务改革小组组长进行吸储和信贷改革实验，他们说你大可不必在乎“三驾马车”不负责任的屁话。所以，在西照银行相互对立的两大派在一九七五、一九七六两年间正醉心于当时的“复辟与反复辟”争斗时，蓝峰是带领着他的业务小组在努力地搞他的改革实验而且还真搞出了几项卓有成效的改新成果。
也就是在这时候，国家出现了天大的事：毛泽东主席逝世了！
举国悲痛。正在营业的女储蓄员们，闻讯号啕大哭，哭得眼睛红肿，双手颤抖得都点不成钞票了！
与其说是悲痛，不如说是恐惧，像一个大家庭突然死了当家人一样，谁不害怕本来就不和睦的弟兄姑嫂妯娌们窝里打起来呢？
一贯斗得乌眼鸡似的西照县的两大派，在沉痛悼念毛泽东主席逝世的非常日子里，表现得是空前的团结一致。我们单位也是一样，前一阶段因受冲击而弃权赋闲在家的“三驾马车”，以及从来坐不到一起的代表本单位两个山头在册的六位行长、副行长领导班子一行九人，空前规矩地每天都按时来到各自的办公室，如饥似渴地翻阅报纸，或各怀心事忐忑地坐在一起研究工作，谨慎地约束着自己那个山头的职工不要搞出什么出格的事。我由于在办公室工作，单位的一应悼念活动的策划布置都属我的本分，包括老A在内的十个正副行长都是我的上司，我努力尽量不顶撞他们中的任何一方，所以我是个大忙人。
这时候我们的女儿已经半岁，半岁的孩子是很费大人心神的时候，好则是单位距我们家很近，母亲和弟弟妹妹们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害怕的事并不因人们害怕而不发生。在毛主席逝世一个月之后，国家发生了重大的事变——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被粉粹了。当时，我不敢相信，也想不通，我一直认为自己路线觉悟不能望其项背的那些“响当当”们，也被列入“四人帮”的范畴。
第十九章 国家出了大事（2）
大概正是有无数人想不通，尤其是那些个昨日还在各级领导岗位上精神抖擞地指点江山的“新生力量”们，所以，规模宏大的“转弯子”会在县委招待所如期举行了。
我们单位除代表三个派别（造反派内部的知派、工派加上早就销声匿迹现在又突起的所谓保守派）的九个副科级干部都参加外，几个山头的所谓“派尖子”也被通知参加，这其中有蓝峰。
“转弯子”会很严肃，全封闭式。在那样的特殊时期，外面免不了有各种猜测和谣言，譬如县革委的谁谁正遭批斗，某公社谁谁已被批捕，等等。我将蓝峰自回单位实习以来的所作所为在脑海里过了一场又一场“电影”，看哪些能上纲上线，结果是我认为说他是“派尖子”都有些屈，他实在是没参与西照县和本单位的“打、砸、抢”，西照县被列为“反党夺权”的那些件大事他一件也不沾边，要说有错，就是参与了去拉回老A 的派性活动和在他毕业分配时与单位领导发生过口角。
单位职工看我的眼光也很特别，那些对立面的造反派职工，由于他们的头头也在招待所，他们心里也很忐忑，看我时有些同病相怜；那些本来就是依附着对立派与我们这一派闹对立的一般群众，这时俨然成了正确路线的代表，他们敲锣打鼓放鞭炮时的动作故意表现得很夸张，好像是说：上面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们早料到，造反派不是好东西我们早知道！你们的后台老板倒了，看你们往后还嚣张不嚣张！你怎么还在这里转？怎么没叫你也去招待所受审查呢？千万不要叫你这个小坏蛋漏网了！
当时有一句很流行的话：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动分子受难之时。
我不是反动分子，我是人民大众的一员，但在这样的时刻，在举国欢庆粉碎“四人帮”的锣鼓鞭炮声中，由于我们对立面的群众在欢欣鼓舞，我却毫无缘由地开心不起来。
岂止是不开心？我实在是终日惶惶不安，我心神不宁，感到前途未卜。我不止一次对母亲说，万一运动继续深入我也进去了，希望她照护好我们不满一岁的女儿。我的情绪对母亲有很大的压力，母亲说，不！不！决不会有这样的事，你和蓝峰都不是坏人，你们也没有干坏事，你们不会有事的！你们如果有事，我就拼了我这个老命和他们说理去！父亲若在场，就默默地什么也不说，但可以看出他满眼的思索和忧虑。好些年以后，我分析父亲对当时的形势也是估摸不透的，但他知道他的女儿、女婿不是坏人。不是坏人就不会遭到惩处，他却不敢肯定。
“头头儿”们在招待所“转弯子”期间，县直在人民影院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声讨和揭批“四人帮”大会，会上第一个发言的，是我们单位我们这个山头当时担任城关储蓄部主任的小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