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事-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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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重返西照让母亲带着几个幼小的弟妹再次到西照来，是大妹患“鸡宿眼”以后父亲我俩第一次达成的共识。这时候十八岁的大弟夏，也已于父亲到单位上班后的第三个月到西照的伐木场当了一名合同工。本来，母亲是要留这个连初中也没得上的二儿子在家当劳动力的，可是夏回老家后在生产队劳动时，生产技能远远不如别人，经常受到同伴的嘲笑，这使他很苦恼，有一次在锄地休息时，几个长辈百无聊赖便拿话逗夏寻乐，说夏呀，你伯他原来和俺们一样，都是农村娃子，后来他出去工作了，在外面当了干部。你们这姊妹几个本是一母所生，可现在你哥你姐在外面当工人，就你在家和俺们一样当农民，往后你的弟弟妹妹们上上学也要出去工作，人家都在外面骑车子戴手表，吃香的喝辣的，只有你在家喝糊涂啃红薯头，和俺们一样扒一辈子坷垃修一辈子地球，你亏不亏呀？夏听后如醍醐灌顶猛然醒悟，跑回家便和母亲大闹起来，闹着也要出去工作。母亲大概说了留他在家是因为他笨他学习不好或其他什么伤他心的话，他便跑到大路上放声大哭，谁劝也不行一直哭到天黑，天黑也不回家又继续哭着睡倒在路旁。天亮以后母亲对他说别哭了，我已叫人给你伯写了信，外面只要能找到工作你情走你的了，我再不拦你！夏这才肯回家吃饭。父亲接到信后恰巧遇到县伐木场的厂长，他们曾在一起工作过，闲聊之中知道该厂因建在距县城一百多里的大山深处，因工作和生活条件艰苦员工不足，便说我有个儿子文化也不高，但身体很棒也能吃苦能不能到你那里找个活干？那厂长满口答应了下来，只是说县里规定场里的员工必须是西照的户口。为了夏的户口能落在西照，父亲单位的一个家在农村的老同志说愿意帮忙，只是生产队只同意落户不同意分口粮，也就是说只落一个空户口，父亲说可以。夏就这样到西照县的伐木厂当了合同工，每月工资三十元，但没有地方分粮食，这也就是夏在工作很多年以后仍面临吃的严重困难的重要原因，这是后话当有另述。
家事 第四部分
第十五章 虚荣之心
这段时间值得描述的事情不多，要说需要向读者介绍的是，父亲处世原则的转变。大家已经知道了，我的父亲是一个穷苦农民家的孩子，爷爷辈三门头守着他一个男孩，（我二叔比他小十多岁）应该说他少年时是集全家的宠爱于一身。家庭出身虽苦但由于家里劳力多，他从小就很少参加体力劳动且有幸读了三年私塾。父亲是一个比较有心计有大志的人，在别的孩子把从私塾老师那里学到的字又还给他们老师自己基本还是文盲时，我父亲的毛笔小楷已写得很好，爷爷把他送到县城给人家鞋铺当学徒时他已会记账。父亲干什么都认真，用现在的话说干什么都很敬业。但他不善交际，大概也因家穷，他和村里那些有钱人家的阔佬阔少们很少来往且走头碰时，人家不和他答腔他也绝不先和人家说话，村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汪大架子”。自小就清高就自尊就大架子的他，当参加了八路军的土改工作队，从此跟着共产党干起了革命即后来说的参加了工作以后，他革命的坚定性工作的原则性更是无与伦比。凡是党不让干的违背原则的事，任谁央他也央不动，用他的一句口头语说“共产党员的心比钢铁都硬，在原则面前六亲不认！”在他这样的精神理念支配下，他后来虽然职务一升再升，很有一些年，先后在好几个单位主持过工作，有好多可以擅作决断的机会，但他的在老家务农的弟弟、妹妹，表兄妹及族人中的青年甚至一直跟着他在平阳市上学的大儿子，让他帮忙找份工作都不是不可能但都遭到他无情的拒绝。理由很简单，给他们安排工作都不符合正规渠道或不太符合单位招工条件，若安排了就等于以权谋私，等于私拉乱雇。这是父亲在任上得意时候的事。现在，他垮台了，没有职没有权，已没有可以帮谁办此类大事的能力。我已向读者介绍清楚，七十年代初我的父亲他实际只是单位里一个可有可无甚至说是单位里没人拿他当回事的神经兮兮的一个病老头儿，是一个谁都可以拿他打趣的孔乙己式的玩偶。然而不成想在这样的时候，父亲却突然一改他半生所遵循的准则，成了个到处显能、随口许愿的“办事人”。就在我的三个弟妹先后患黄疸型肝炎，我们家由县城北郊搬往城边，五口人拥挤在一间小房子里，一个月有将近十天无粮吃的时候，有一天从我们老家突然来了两个十七八和二十岁左右的年轻后生。母亲认识，说他们一个是我三爷的儿子我叫叔叔的，一个是我的不出“五服”的近门大伯的儿子该叫我姐姐的。父亲把他俩领进家门后对他们说，往后这就是你们的家了，在家里吃饭，在我那里住，没事时看看书，不要着急。他又把母亲喊出去对她说，别怪我事前没跟你商量，我前天因事回老家了一趟，他们一定要跟了来叫给他们安排工作，我只好把他们带来了。穷了穷过，富了富过，他们也不是外人，咱家孩子吃啥他们也吃啥，你也不必对他们外气。
母亲听了此话，惊愕得好半天说不出话。我的天！她在心里喊。惊愕过后她的脸因愤怒而涨得通红，你！……你！你……你逞什么能，你为啥不回绝他们？你有本事给人家找工作吗？你有东西叫他们吃有地方让他们住吗？你！……母亲气得声音打颤，“你只管打肿脸充胖子，你只管往我怀里塞刀头……这日子你叫我咋过……这日子我还咋能过嘛！……父亲见母亲犹如河东狮吼且马上就要大放悲声，转身便走，边走边恨恨地说反正他们已经来了，你看着办吧！
此时已到了一九七三年，我已与蓝峰建立了恋爱关系。蓝峰是高我两届的一中校友，“文革”开始时是六六届高中毕业生，在学校搞三年文化大革命后和我们这些六八届的高中生一起毕业回到了农村，就是后来称谓的“老三届”们。
当时城镇的非农业学生们是集体到知青点，我们这些农村户口的就都回了自己的家。蓝峰是个农民的孩子，他的家在距县城四五十里的乡下。蓝峰我俩刚谈恋爱时他在他们家所在公社的银行营业所当营业员，我是在下去替班时与他相熟的。七二年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招生，他被单位推荐去北京金融大学去上了学。在他没去上学之前我们的关系没有公开，公开时蓝峰已是一个手持国家高等金融院校录取通知书的前途无量的青年，所以我的对男朋友的选择没有受到对子女的择偶标准要求很严格的父亲的谴责。父亲是一个器重人才不太看重家庭经济条件的人，他在暗访了蓝峰家一贫如洗的情况后仍很支持我与蓝峰的交往，为此蓝峰这个祖祖辈辈都没走出过农村的农民后生对父亲这个国家干部的人品很是尊重。之所以向读者交代这么一段前情，是想让大家明白我们家虽然贫困，但父亲毕竟是国家干部 ，在一般农民眼中，父亲毕竟是个有地位有身份的人，他们的孩子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和我们家的子女结亲的，我父亲当然也是这样认为的。父亲还居高临下地认为，他选择女婿注重的是男孩子的自身条件，对他的其他方面诸如家庭的不如意他可以容忍。以他的观念，同意我和蓝峰交往只是由于他们这个家有蓝峰这么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已从这个家中脱胎出来，是一个大学生，一个国家工作人员，仅此而已，这个孩子的父母兄长与他有没有什么关系，甚至认识不认识都无所谓。但是，在蓝峰上学走之前，他还是不得不认识了蓝峰的哥哥蓝天，因为按农村的风俗，儿女婚姻只要“定下”，亲家是要彼此“坐一坐”的，他们的家人都认为蓝峰的父亲老实木讷上不得台面与父亲这样的“干部”说不上话，就公推蓝天做代表与父亲见了一次面。父亲曾说过对蓝天的印象，说他不像蓝峰，是个土光棍，说话“喷”（即言过其实，吹牛），印象不怎么好。好则是好吧坏吧都无所谓，父亲并不多么看重他哥，甚至也不准备和他打什么交道，所以当时说说也就扔到脑后去了。
第十六章 侥幸买房
到了一九七四年初秋的时候，我们终于在城关镇的中心街巷里，有了属于自己的两间房子。
那是缘于一次走访储户。我和我的同事到一家储户走访，同事指着巷子里一座院落中的两间草房说：“那就是DDD的房子。他死后一直空着，他们家人也不住，再便宜的价也租不出去，谁也不敢住。”
“呀！这就是DDD……？！”我们闻声立即止了脚步并发出惊异的喊叫。
DDD，曾是西照县城名噪一时的凶杀案中的被害者，一个三十岁出头的壮年菜农，突然在一天夜里被人用斧头砍死了。杀人嫌疑是他的同院邻居，风传该人怀疑他与自己的妻子通奸。此人被捕后对自己杀了DDD供认不讳，但司法部门却一直以证据不足而无法对其定罪，因为该人虽承认DDD是他杀的但找不到杀人的凶器，而且该人身体瘦弱根本不是DDD的对手，司法机关认为他一定有同谋人然而他却坚决否认。有人说他是雇人杀的，他许诺事情败露责任由他一人承担，他若供咬别人他的老婆孩子就别想活了。是不是这样谁也不清楚只知道这个案子一直因证据不足而拖了下来，死鬼DDD和那个犯罪嫌疑人都成了街谈巷议的名人。
在同事们满有兴致议论半年前的那起凶杀案时，我对属于DDD的这两间草房进行了认真的观察。这是在三间房的基地上盖起的两间房屋，虽是草房但并不破败，坐落在四四方方的一个小四合院的一侧，院子的一隅是公用厕所。这地方距我们单位的家属院只有一墙之隔，位于西照县城的最中心地带。见了这房子以后同事们又干了些什么我全不在意，我思索最多的是我家能不能将这房子租下呢？若租下了再在房子东头的空场搭一间灶火棚子，那么我们家的住宿条件就得到很大改善。
我决心将这两间谁也不愿住不敢住的房子租下。
交涉自然非常顺利。DDD的老爹说他不敢看见那块伤心地，当时就把钥匙交给了我，我问房价时他说什么价不价的都空闲半年多了，你随便给点有个意思就行了，我一定要他说出个数来他便说了个只相当于别人半间房的价钱，我自然非常欢喜。
担心母亲知道了该房的底细后拒绝来住，更担心几个小弟妹知道这里凶杀过人害怕，所以这事我一直瞒着大家，我要趁工休将房子打扫干净，裱糊一新，我要让母亲来看时一下子就喜欢上它。
第十七章 哥哥的小家
由于哥哥参军前户口在父亲原工作单位西照县银行，所以复员时很自然就被安排到西照银行工作。正式上班后他就把嫂嫂从家乡接了来。哥哥那时在单位是和另一个职工同住一间宿舍，好则那职工的家在城关镇，见同事的爱人来了就回家住了，但单位工作很忙尤其早上五点半就要以生产班组为单位“天天读”，长时间让一个同事为住宿跑很远的路大春很不好意思，这就必须给嫂子安排一个固定的住所，也就是说把家安在这里。
这难坏了哥哥。
众所周知，那时的农村是人民公社集体生产，队里的社员是不能随便不出工到哪里去的，每个社员每月都定有劳动日，出不满勤就要受到惩罚。嫂子当姑娘时户口在她娘家，但结了婚户口就应该到丈夫家去，好则嫂子的父母及嫂子本人在他们生产队都很有人缘，嫁了个吃商品粮的丈夫没处下户口又是人人皆知，以她的特殊情况户口暂时不迁走也得到了大家的谅解，只是她不能长期不参加劳动。不在队里参加劳动也行，得算她出去搞副业，每个月要按规定给队里缴副业款。副业款不是随便缴多少都中的，多少分底的劳动力缴多少也是有一定之规，所以嫂子要想和哥哥常相厮守就必须在西照找到职业挣到钱每月给生产队缴足副业款。但是，那时正是一九六九年末和一九七○年初，跟着毛主席闹了几年文化大革命的千百万青年学生都上山下乡当了农民，多年多代都祖居在城镇但没有固定职业的一些城镇居民，也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的口号鼓动或者说是逼迫下，举家搬迁到了乡下，身为农民的李菊花想在城镇找到职业落脚到城里是根本不可能的。开始嫂子不服气，以为她会缝纫，在城里开个缝纫铺总可以，其实不行，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反正是她不能在西照县城常呆下去。哥哥不知动了多少心思，才在距县城五十多里的一个深山区，给她找了一份代课教师的工作。代课教师的工资也很低，除去嫂子自己的花费就没有几个钱缴副业款，嫂子的父母就只能用他们自己的积蓄替女儿缴上，但这终不是长久之计而且重要的是嫂子怀孕有子了，等需要为儿子安户口的时候，哥哥不得不认真地考虑自己妻儿的落脚地问题了。
嫂子娘家的生产队不能开这个先例，如果姑娘出了嫁户口不迁走还带着孩子落户，男子娶了媳妇自然得接收媳妇的户口，那么这个生产队的土地怎么能容纳得了？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大春想到了自己当兵走时曾发誓永远也不再去的母亲居住过、他也在那里受过苦受过难的栗村。
大春将妻、儿的户口落上并租房子将家安置在栗村以后，挥拳在一棵大树上擂了几下，擂得树皮破裂流出的黏液和他手上的血渍混在了一起。大春是一个骄傲的人，连父亲他都不放在眼里，他对谁都没有说过讨好的话，但为了妻儿，为了他矢志不渝的爱情，他求遍了栗村所有“头热热”的人。特别伤大春自尊的是，他对抗父亲时曾多次扬言：你放心，我求不了你！才多久？仅两年多一点点，他却不能不只有打着父亲的旗号，循着父亲的足迹才能使自己的妻儿有栖息之地。
有了房屋的哥嫂，从此开始居有定所，他们已有了两个可爱的男孩儿，小日子该如意幸福和和美美，然而却不，他们夫妻的关系却从此走向恶化。
第十八章 清贫伉俪（1）
一九七四年年底，我加入了党组织，那时候叫被“纳新”。
“吐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