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事-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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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新屋的准备工作是瞒着父亲悄悄进行的，待开始扎根基开始打墙父亲便知道了，父亲知道了也没有反对，因为两家这样住着也非常不便，尤其母亲居住的西屋，实在已属危房，父亲认为二叔建了新房后会将这上屋让给我们住。没想到二叔将房子下盘打好后告诉父亲时竟是说他盖房需要用老屋的房梁、檩、椽子及山墙上的一些砖，也须用老屋的根基石块垒院墙，就是说必须把老屋的上下盘全扒掉，说哥你如果有钱让我买新木料的话这两间房我就不扒了，要是没钱支持我，我就只有扒房子了。父亲对其弟提出这样的要求没有思想准备，时间便凝固在难堪的沉寂中。大约在十几分钟后，父亲说话了，他说，我没钱给你，我的情况你都看见了，我要有钱我也不会躺在家等死，你想扒房子就扒吧。说罢就翻身将脸对着墙壁不再搭理二叔。
二叔的房子终于盖起，终于可以远远离开他们的哥嫂过他们平静的日子去了，而我们的父亲却从此病情加重卧床不起，他整天躺在那个小庙儿的床上，吃、喝、拉、撒都不再出屋。
这期间我回去过一次，我看着瘫痪在床的父亲和一贫如洗的家庭一筹莫展，省吃俭用几个月才积攒起的几十块钱拿回像穷坑一样的家中，眼一眨就不见了踪影。母亲和几个弟弟妹妹穿得都赤簌簌的，吃得更是不好。大概在我回家的第二天吧，母亲见我食欲不振以为我是因为没有菜不能下饭，就拿着汤匙去一个相好的邻居家借了两汤匙咸韭花菜，当看清母亲到邻居家借或者说是寻的墨绿糊糊竟是一小坨咸菜时，我的喉咙立刻像堵塞了一个气团，我怕母亲看见我的眼泪，就借故出去了一会儿。也恰巧是我在家的当儿，天下起还不算太大的雨，屋里已漏得不成样子，所有的盆子甚至饭碗都用来接雨，外面由于地势的关系还没有汪水但我们屋里漏的雨水已可以漫着了脚面，母亲便在应着门口的地方挖了一个深坑，让弟弟妹妹用双脚把屋里的水都驱赶进这个坑里，再用盆子一盆盆往外舀……
这是一九七○年的前后，这是我们家，也应该说是我的父亲最绝望无助的日子，他每出去治几个月病后回到家来，都基本是两手空空，单位财务上每月都要扣除些他治病时借的债务，出于人道，每月也还给他发能维持他生活的一小部分工资，这时候他就只能像冬眠的虫一样蛰在家里。他恨透了我母亲，他把眼前他所受到的一切羞辱所遭遇到的所有尴尬的责任统统归咎于母亲的一意孤行回老家来。
第十三章 违抗父命（1）
过罢春节到工地不久，就接到西照县银行的来信，看到信封时我的心就狂跳不止，我强抑着心跳跑到一个没人的去处拆信来看，揣测着来信带给我的究竟是希望还是打击。好！太好了！要是身旁有伙伴，我一定会当即高兴地抱起她就地猛转三圈儿！
来信是行长办公室的公函，上面说经行里研究，同意录用我为合同工，通知我于二月底前去报到。
真想立即把民工连的财务、伙食手续交割清楚一走了之，但我没有轻率从事，我想到这么大的事还没有禀告父母，还不知道父母尤其是父亲的意见，我于是以春节没顾得上回家为理由请假回了趟老家。
父亲听了我的叙述后只说了三个字：不同意！我问为什么？他说不为什么，不同意就是不同意！我说伯你讲道理不讲？别人想也想不来的好事情，你为什么不同意我去？父亲说好，我就讲道理让你听：你这个工作是大队推荐你去的还是公社推荐你去的？都不是吧？是你自己依靠私人关系削尖脑袋找来的。你是什么人？你是一个按照国家的安排，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青年学生，现在你不在农村劳动而是托关系找后门到国家机关去当合同工，这是什么行为？这是投机钻营，是革命的逃兵。他老A是什么人？他是西照县人民银行的支部书记和行长，他为什么能直接吸收栗村公社下面生产队的一个社员当他们单位的合同工？因为这个社员是他老同志的孩子，他这种做法叫什么？叫任人唯亲，叫私拉乱雇！我是什么人？我不只是你的父亲，我还是一个革命干部，我是有原则的，当然不能支持你们的这种行为。
父亲的话噎得我好一会儿语塞，我凝视着父亲那怪异的面孔，心里一遍遍地问：这个人是谁？我的父亲吗？他知道他是个做父亲的吗？我很想说伯呀，你睁眼看看你自己现在成了什么样子，看看你的家已穷困到了什么程度，再想想你女儿面临的处境，你还有什么心情唱这样可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高调呢？但是我不敢说，因为父亲说完他要说的话，两眼便像秃鹰一样逼视着我，大有我若反驳就要扑上来把我啄个稀巴烂的架势。父亲自从六三年仕途受挫，不少人都说他的神经因受过度刺激而有些失常，当哥哥又在婚姻上违背了他的意愿又刺激他一次后，使得他从此总是不分场合，不顾体面地大吵大闹时，更是有人说他已是个半疯儿。而这次母亲背着他一意孤行回到老家，严酷的生活之手又轻而易举就撕破了笼罩在他们亲弟兄头上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使其形同陌路，更打碎了多少年来笼罩在他这个全村在外面工作的最大的国家干部身上的令人崇敬的神秘光环，使他家庭经济的极度困窘、他本人的极其落魄的真相这样赤裸裸地暴露在家乡亲人们面前时，都说他十之八九是疯癫了。我以前却并不这样认为，确切些说是有点半信半疑，因为我发现父亲在别人认为他最“疯”的时候，说话也是非常地合乎逻辑，我认为他存在的问题仅仅是观念问题，用“文革”时期的术语说是观点和思想方法问题。但今天，在他对我讲了以上高论又像秃鹰一样恶狠狠地逼视着我时，我不能不也认为他的确是神经有问题了！他的话，如果是在党员生活会上说的，我还勉强可以理解，而这却是在自己家里，在他的病床前，面对着女儿的前途命运！
大概有一类精神病患者就是这样。
我本想对父亲发通脾气，但想想又罢了，我明白我目前需要的，是必须争得父亲的同意，我知道父亲如果不同意意味着什么。我于是便原谅父亲是神经有毛病，原谅父亲的思想还停留在“文革”前，我权且把父亲视为“桃花园中人”，于是酝酿酝酿情绪，变恶气为好气对父亲说，伯呀，你说得都对，但你不知，现在像你这样“马列”，像你这样大公无私讲究原则的人不多了。我于是便对他讲起了我当民工的那个三线厂，讲起了他们的第一批招工。可以说，东方厂的第一批招工，是对我理想主义的第一次沉重打击。前面我已说过，我当初去三线厂当民工的目的，还不仅仅为找一个暂时赖以栖身之地，那时候我母亲还没有带着弟弟妹妹们回老家，若在栗村劳动我还有地方吃有地方住。我当时是想在东方厂好好表现，以便工厂建成在我们县招工时能被招进厂里。可以说，当时去工地的十几个学生的动机和我几乎没有两样。在招工前，我们对前途都充满了希望，因为民工营的领导对我们这些下乡和回乡知青都很重视，无论在生产或是管理或是宣传等方面，对我们都很重用，当然，说句不谦虚的话，我们这些喝过十来年墨水的人比起那些没有文化的农村青年，除了力气可能比不上外，其他方面绝对是无与伦比的，我们都认为，只要从民工中招工就非我们莫属。可是，任谁也不会想到，第一批招工，我们公社分了六个指标，各大队推荐出的候选人是六十个，我们这些学生当然都在其中。招工的第二道程序是厂方目测。目测结束，我们都傻了眼，除了一个和营部领导有亲戚关系的初中女生外，所有学生都被涮了下来。我们很怀疑这批招的工人将来要从事的是诸如“打夯”（修路时，几个人同时将一块很重的大石块拉起后再往地上砸落）类的重体力劳动工作，因为目测上的不少都是长得憨头憨脑大字也不识几个的健壮青年农民。第三道程序是体检，第四道是考试，第五道是政审。待政审结束宣布被招上的工人名单时，我们终于明白我们这些高、初中毕业生为什么目测就“不符合条件”了，因为我们如果符合了条件，营部领导、公社领导甚至其中一个县政府干部的只有初小文化程度的子女和亲戚们在招工的后面几道程序中就不能稳操胜券。事后我们将录取的六个人与那些做“陪衬”的没有文化的憨厚的农民后生一比较，他们果然是很清秀很健美很文化很优秀。就是在这次招工名单宣布以后，我们公社在工地上的十几个学生聚在我们民工连的工棚里喝了一次酒，因为我担任着我们民工连的会计兼伙食长。我第一次破例滥用了我的特权，用伙上的菜和油让炊事员给大家炒了几碗菜，喝的是我们伙上招待做粉条师傅剩下的劣质白酒。那次大家都喝醉了，醉醒以后，有几个立马回去参了军，有几个到县办企业去当了合同工，有的回家当了民办教师，有的当了赤脚医生，像我这样继续留在工地的，还有那么五七个。继续干是继续干，但大家对在这里表现好了将来招工进厂当工人，基本是不再抱什么想望了。大家明白，平时领导使用你、表扬你是一回事，真到招工时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算是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以权谋私，什么叫开后门，什么叫挂羊头卖狗肉。
第十三章 违抗父命（2）
我以为我义愤填膺地讲的这个真实故事足以使父亲改变态度，没想到得到的回答却是“他们那样做是错误的”这么一句苍白无力的话语。他仍坚持不让我去，于是我只好说，由于我妈不吭声领着弟弟妹妹们回了老家，你也再没有到栗村去道过谢或告过别，人家生产队和大队干部认为我们家不知好歹，便把气一股脑撒到我的头上非叫我离开工地回村里劳动不可，那里没有家我一个人该如何独自生活？我不赶快找一个有地方住有地方吃的工作单位可怎么办？父亲说那好办，你也迁回来，不是啥问题都解决了？听父亲这样说，我气得简直要蹦起来，也迁回来？说得多么轻易！要是可以，我能一个人在西照呆到现在？古城，虽说是故乡，它对我有什么感情？我离开她时还不满八岁，我的同学，我的师长，我的熟人都在西照，西照县虽小虽比故乡更贫瘠，但它养育了我，我对她却有家的感觉，我认定我未来的工作一定要指望在那里才能得到解决。见父亲的态度如此蛮横固执，我觉得再对他说什么都无济于事，于是甩下一句“反正我已回来征求过家里的意见，你同意不同意我都要去报到”，就旋风一样离开了父亲居住的屋子。
第十四章 重返西照
一个秋雨绵绵的上午，我接到母亲自老家打来的电话，说小萍的眼睛出了毛病，希望我能转告父亲或我自己能往家中寄一些钱。我问小萍的眼到底出了什么毛病，大约需要多少钱？母亲不回答，我听见她焦急地喊：“同志，同志我咋听不清俺妮在那头说的啥？”很显然电话是在县邮电局营业室打的，不会打电话的母亲是在求助于值班的营业员。不一会儿母亲的声音变成了一个年轻姑娘的声音“喂！喂？你是汪瑞兰吗？我们听不清你说话，你母亲说你妹妹眼有了毛病要你们赶快寄钱回来给她治！就这，声音小，只要你能听到就行，好，你听清了？那就挂了！”话筒里“喀嚓”一声，电话断了。我本该将母亲电话的内容转告给父亲但我没有。对了，这里需要向读者补充交代的是，我与父亲对抗着到银行报到上班的时候是正月中旬，那时候父亲整天蜷缩在病床上不会走路，到春暖花开的三四月，父亲的身体神奇般地有了好转，竟然可以丢掉拐杖有些蹒跚地独自行走，这时候单位里也正希望他能回去，因为再不回去就又要按规定扣发工资了。大概单位的工作也开始走上正规，父亲便决定去单位上了班，被分配到水利局下属的一个施工队。这个施工队除了队长和会计加上父亲三个人是国家干部外，其余都是和我年岁不差上下的年轻人，都是“合同工”身份，大概有二三十个人吧，住在距县城五里多北郊山岗上的一座大院里。我不去请示父亲的原因之一是父亲所在的施工队只有一部电话距父亲远且房门经常锁着，我也没有自行车，步行我嫌路远，之二是我不听父亲的话执意来银行工作父亲事后虽原谅了我但一直不太理我，之三是我早已养成了独立处理问题的习惯，我认为母亲不惜跑到县城的邮电局花钱给我打电话，一定是小萍的眼疾很重，我认为这决不是寄回去些钱就能解决的，我必须马上回去把妹妹领来在这里诊治，这不需要征求谁的意见，所以，在接电话的当天下午我就请假回到了趟老家。
萍妹眼疾的症状是天一黄昏就看不见东西，母亲说这病的俗名叫“鸡宿眼”。我把她带到西照，让她见过父亲后就住在我那儿。我领她去县医院看了眼科，大夫安慰我们说不要怕，这病好治，说这孩子主要是营养不良，吃蔬菜少，身体里缺少维生素。给开了三天的药，好像有鱼肝油什么的。三天的药吃完，单位有经验的老同志对我说，有吃药的钱还不如让你妹妹多吃点新鲜蔬菜和动物的肝脏好好给补一补，你看她小脸多苍白！我就没有再去给她开药，当然我也没条件叫她多吃动物的肝脏，只是去食堂打饭时尽量买些青菜豆腐，偶尔也买些肉。没想到，跟着我在职工食堂吃了半个月饭，眼病就好了。我去把情况告诉父亲，父亲听后怔了良久，而后长叹口气说：不能让她们再在那里住下去了，再住下去不定还出什么大事呢！
第十四章重返西照让母亲带着几个幼小的弟妹再次到西照来，是大妹患“鸡宿眼”以后父亲我俩第一次达成的共识。这时候十八岁的大弟夏，也已于父亲到单位上班后的第三个月到西照的伐木场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