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事-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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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并不气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藏头漏尾地启发儿子，这样轻易、草率答应给一个刚见面不到三天的男人结婚的女子一定不是个好女子，说我们开始说要结婚只是想试她一试，她真答应时我们要她不要她就需要考虑了。
不料大春不但点拨不醒反而对他的做法非常反感，顶撞他说，伯你不能这样想和这样做，更不能说这样不道德和不负责任的话，结婚是人生大事，你同意就是同意不同意就是不同意怎么能利用它来玩弄阴谋诡计？再说我们也不像你说的那样真的互不了解，我们俩已通信两年多已建立感情了，我们只是还不想结婚，既然父亲希望我们结婚早结也未尝不可，你不能把人家的孝心反当成是……
不等大春说完父亲就气得手拎拐杖在屋里跺脚摇头地直兜圈子，反复说我汪国栋咋就养了这么一个、这么一个不透人气的、没有出息的儿子呢？！刚见一个女人面三天就一口一个“我们我们”的，老子的话简直还不如放屁……
由于吵闹得有些不合常理，旁观人逐渐也悟出了父亲的真意，私下里免不了议论纷纷，议论中心大都在指责父亲，说他仗着自己是国家干部，仗着儿子将来不是军官起码复员回来也当个工人，他是后悔当初不该在农村给儿子定下这么一房媳妇，他这明摆着是无事生非意在逼女方退婚，可他的儿子不灵性，或者叫年轻没有老子的心计，老子呢不便明说像是嘴里噙个热糖元，吐不出来又咽不下去……
父亲怒气未消，他对事情就这样办很是不甘，他挖空心思又想了一个办法，让他外甥女用架子车拉着他到了公社，他对公社民政干部说，汪家庄有个现役军人汪大春，这两天要与李村的姑娘李菊花前来办结婚手续，希望公社不要给他们办，因为汪大春是现役军人，未得到部队许可私自结婚是违法的。民政干部问他是汪大春或李菊花的什么人，父亲说我是什么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不想让这个军人犯错误，也提醒你们不要犯错误，我是一个普通公民，一个坚持原则的国家干部。那位民政干部看他神经兮兮的，答应说调查一下，如情况真如你所说，我们一定不给他们办。结果第二天哥哥去登记时，由担任村干部的二叔领着，二叔与公社民政干部非常熟，对民政干部说你不必介意，那人是俺哥，他是不想叫他儿子娶一个农村姑娘做媳妇，可两个孩子愿意，你说该咋办呢？民政干部说那当然是看结婚者双方的意愿，只要双方愿意，谁也干涉不了。就这样，结婚手续办得很顺利。
哥哥的婚姻就这样确定下来。父亲干涉的结果是不但失去了媳妇，也失去了儿子。哥哥将李菊花从老家接到西照县城另立了锅灶，有滋有味过起了小日子。哥哥的工作是经常下乡，从栗村父母家门前的公路上过时也不到家里去，更不说对家庭有什么帮助，父亲虽然口口声声说不希望见到这个不争气的儿子，但儿子果真不见他时，他是非常生气的。
第十章 啼笑姻缘（3）
哥哥的婚姻使父亲的权威和自尊都受到很大的伤害，也使父亲原以为儿子大了可以帮他挑一挑家庭生活重担、替他分忧解难的希望成为泡影，他的神经因此而再受重创，本来就不太健康的大脑更加不健康了，总是神经兮兮地暴跳如雷，为一点点不愉快就大吵大闹。
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家庭，日子从此更加艰难了。
第十一章 毕业回乡
一九六八年冬天，我和早我们两届的同学，也就是后来通称为“老三届”的同学们一起扛着学校发给我们的纪念品：一张铁锨，一套《毛泽东选集》（简装四卷），回到了农村。
回农村劳动一段以后，我觉得毛主席说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一指示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艰苦的农村生活，繁重的体力劳动，对一个自小到大都只是从家门到学校门的青年人，尤其是在城市长大，连麦苗、韭菜都分不清的青年学生的教育和锻炼是太大了。更深远的意义暂不讲，起码它可以使我们对“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有了真正的理解，使我们知道了粮食的来之不易。
此时已经到了一九七○年，那时出于备战的需要，从东北的哈尔滨、山西的太原、吉林的长春等大城市，突然要搬迁到我们县境内大山沟中几个规模庞大的兵工厂，焦枝铁路也要从我们县通过，这就需要抽调我们县成千上万的民工去干活，名义叫做“支援三线建设”。我们公社支援的对象是“国营东方机械厂”，仅我们大队就去了八十人，由于我知道这仅仅是民工，很多瞎字不识的人，甚至瘸子、傻子都被抽去了，所以队里没有分配我去我也不遗憾，我想我要去的地方，起码是个表现好了可以转为正式工人的地方。
这一天终于来了。在一次去县城赶集的路上，碰见外大队我的一个已经参了军的同学的妹妹，她对我说“向阳厂”正在招收工人，说她的一个本族叔叔是县公路局的，在厂里负责修建桥涵，可以先到他那里去干，表现好了就可以转为向阳厂的正式工人。我说那你咋不去呢？她说她想去就是没有同伴，她们村去的都是男的。她问我愿不愿意去，我说当然愿意，就是不知道人家要不要，她说只要公社开介绍信人家就要，我说这介绍信好开吗？她说不清楚，试试吧。
回家我就把这事对母亲说了。母亲这时候已经从郑州回来，之所以能回来还是为我，因为有一天我在心情极度烦闷之中给在郑州治病的父亲写了一封信，信上说我们的同学很多都出去参加了工作，而我却只能呆在家里每天给弟弟妹妹们做三顿饭，到生产队挣七分工。按说作为父母的长女在家庭有困难时应当替父母分忧，也不应该有怨言，但想到自己的前途命运，心里却非常焦躁，用小老鼠撞翻了五味瓶来形容女儿此时此地的心情是再准确不过了。父亲接到我的信后，毅然决定让母亲回来，他说他一个人试一试，行的话再在那儿坚持治疗一段，不行的话再另想办法。
母亲对我这样去“参加工作”很不放心，但想想父亲现在是自己顾不了自己，她又是一个在外事方面没一点能力的家庭妇女，所以也就没有反对，说你自己去跑跑看吧，去不成就算了，今后总会有机会的。我于是找到大队支书。大概支书也认为我们这些学生必不是久居农村之人，出去一个将来少一个待安排对象，于是笑呵呵地说，好事嘛，支持！便吩咐给开介绍信。我持着大队的介绍信跑到公社，公社管公章的干部将我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说那活儿你干得了吗？我说既然别人能干得了我就也能干，只要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对不对？他听后边摇头边为我开了介绍信。我真的没想到会是这么地顺利，在去向阳厂的路上，虽然背着背包但却觉身轻如燕，一路只想唱歌，我想，我终于走出了农村，要参加工作了。
这是一个建桥涵的工程队，工种很多，有整天跳进泥水中挖掘桥基的，有用锤子、钻子叮叮当当凿石块的，有搅拌混凝土的拎灰包的，有砌石堰垒石墙的，有把石匠凿得方方正正的石条石块往砌墙师傅跟前搬运的。在距工地四五里远的一座小山上，有开山放炮采集石料的，将采好的石料往工地上运送，就是我们一班和二班的任务，大约有二十多人。
我们的工作单位叫“施工队”，驻地附近的其他单位都知道施工队有一支“赤脚娘子军”，这支娘子军人数并不多，只有十四个人，最大的三十五岁，是某公社的一个老姑娘，五十年代的一个中学生，一直没机会端上“公家饭碗”，个人问题也就高不成低不就的难以解决，她比其他人来得都早，是元老级，是我们的“军长”。最小的十六岁，就是和我一起来的我的同学的妹妹。刚来时，我们俩不理解大家为什么有鞋不穿偏要打赤脚，尤其我们的“军长”，那么大的姑娘了也不怕人家笑话，我更不敢想象肩膀上压着沉重的石头担子，赤脚在满是尖刀一样的石渣子或长满小刺的荆棘丛里走是什么感觉，可是当我们抬了两天石头后，我们便自觉向她们学习起来，也把鞋子脱掉了。为什么呢？因为从工地到采石场一来一回将近十里山路，随时都会有沙砾和石子钻进鞋子里，肩上压着沉重的担子又没有工夫脱鞋倒掉它们，它们随着脚步在鞋内运动，把脚硌得疼痛难忍，而赤脚走路就不同了，地上的沙石也像弹簧，你强它就弱，你弱它就强，在双脚强大的压力下，不论是张牙舞爪的荆棘还是有棱有角的石渣，都变得服帖老实，只是刚开始时，脚底的嫩肉经不得刺、硌，经过一段的磨炼就有了忍耐力，两个月以后我们曾经在路上休息时试过，用花椒树上的三棱形圪针刺我的脚板，除了脚腰的凹处有微麻的感觉外，前后脚掌处什么感觉都不会有，用力大了反而把圪针的尖端也弄折了。
第十二章 挑战亲情（1）
在我到东方厂我们大队的民工连当会计兼伙食长期间，家里发生了很大变化。父亲就那么慢无穷期地病了下去，每年至少要去郑州治疗三四个月，这三四个月除公家报销的费用外所欠的债务已足够全年用他的工资偿还，好则是我当民工所得的收入缴队后已能得到一个全劳动力的工分，夏弟每日也挣到了八分工，加上母亲不定时地出工和积土肥及人粪尿的工分，我们家已基本不用缴缺粮款，生活质量也有了很大改善，可是这时候，我们的母亲却一天也不愿意在西照县熬了，用她的话说，她实在是在这儿受够了！是的，母亲在西照，的确是作够了难受尽了罪，自从五八年离开故乡，她没有回过一趟娘家。我的姥爷死于六二年的大饥饿，舅舅们没给她说母亲也没回去；姥姥死的时候，父亲正遭难母亲便更不能回去了。平常的年景中小的孩子缠身，大的孩子上学要吃应时饭，母亲实在是脱不开身。但为了丈夫，为了孩子，她没有怨言。可是现在，丈夫瘫了，成了个整天吹胡子瞪眼睛发不完坏脾气手不离拐杖动不动就甩谁一下子的暴君，孩子们呢？大儿子为娶媳妇和父亲闹翻后几乎不进家门，更不用说对家庭有什么帮助；而我——这个母亲最疼爱也寄最大希望的大女儿，因“文革”搞得没学可上，到外面当民工去了；二儿子上学成绩不好，看样子就是个公社社员的材料了；其他几个子女还小。她认为就我们家目前的情况，继续“在外面游”，已没有意义更没有必要。她说，她上次陪我父亲回老家时，乡亲们都说，看现在的世光（世道、形势），国栋身体又这样，还是叶落归根赶快回自己的家来吧。亲戚们更都是劝着叫回，说亲顾亲顾，住得近了也好有个照应。所以她决意要回老家去。
母亲回去以后，亲情经受到严峻的考验。首先接受挑战的是过去一贯对我们的父母即他的哥嫂很尊重的我们的二叔二婶。一九五八年，母亲领着我们姐弟三人去平阳时，是将行李被窝打成两个包袱净人走的，家里的三间正房，两间厢房，一个宽阔的大院子，两间高大的门楼和一应什物全部留给了刚结婚的二叔。十二年后我们的母亲又领着她的四个幼小的子女回来时，两间门楼已经倒塌，五间房屋还在，不同的只是原来住在厢房的她的弟弟和弟媳，现在以主人的身份居住在上屋，两间西屋由于只是堆放些杂物没有人住年久失修而破烂不堪。我们家乡有句俗语叫“长不离祖”，是指按规矩长子应该住父辈传下来的上房。这道理显然叔叔婶婶也是知道的，因为母亲到家的第二天，二叔就对母亲说，嫂子，按说你回来了，我们应挪到西屋去，可一是西屋多年就没修过现在已不能住人了，二是巧云（婶婶的名字）不省事，她高低也不肯从堂屋搬出去，我对她说叫咱哥寄回来点钱把西屋修一修，她说你就是修成金銮殿我也不去住，你说这可咋办呢？母亲说，这些年我也不在家，你们能把门户照护好就不错了，既然巧云住习惯了就继续住堂屋吧，咱也不论谁长谁幼了，你赶明儿把西屋的东西腾一腾，我就领着孩儿们住西屋算了！
“那……房顶有地方都露着天了，你看，想苫上点草我们手中刚好也没有一点钱……”二叔吞吞吐吐地说。
“先将就着住吧，你知道你哥还在郑州治病，孩子们都不中用，嘴都顾不着，哪有钱修房子！”母亲说。
第三天，就在二叔正在从西屋往外腾挪东西时，婶婶说她娘家捎来信儿说她妈有病叫她赶紧回去一趟。她说嫂子我走了，缸里正巧也没面了，你可以先借前院大嫂家的吃着等我回来磨了面再还他们。
母亲知道婶婶是什么意思了，就出去到邻居家借了米面做饭。叔叔家的家具什物也不多，母亲就出钱托前院的邻居在村里买了两张旧床，叔叔给送过来了一个破桌子，母亲亲自动手垒砌了锅灶，置办了简单的锅碗瓢勺。
母亲对二叔说，既然都独自过惯了，咱们就各过各的吧，从明天起我就开始另起火做饭，这几天经我手借的米面由我来还，你可以去把他婶子叫回来了。
第十二章 挑战亲情（2）
这矛盾没有持续多久，因为父亲很快就回来了。父亲的身体越来越糟，无论是外出治病还是回机关，他一个人都无法维持，他只有还回到他曾发誓永不再回的家中，去面对他极不情愿面对的尴尬局面。
见父亲回来，二叔畏于道义与舆论的压力，没敢让他的哥哥住到破烂的西屋去，而是仍让他哥住在堂屋的东间，只是将屋内隔墙的内门垒实，并在东面山墙上朝外另开了一个口，这样算是与哥哥分门另住了。
已被其弟另门分出的父亲，因生母亲的气从来也不主动搭理母亲，更不用说到西屋吃饭，母亲只得做好饭后让我的两个小弟弟和妹妹将饭端过去。父亲对孩子们端去的饭如意时就吃一点，不如意时就不吃，他对一定缠磨着要他吃饭的孩子们的斥责声当然很清楚地传进他弟弟、弟媳的耳朵中。二叔家的生活比我们家要好得多，二叔很不好意思自己吃好饭眼看着重病的哥哥不吃饭，便时不时也给父亲端些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