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事-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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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我的父亲正以一个普通水利局干部的身份在远离县城的深山区水利工地上工作。父亲单位的政工组长等两位同事到学校找到我，说明了他们的来意，我对他们的关心表示了感谢，但对他们对学校近段发生的事件的认识不能苟同。我不认为我们学校发生了什么严重的“政治暴乱”，不认为学生们是在“反党”，不认为我们的行动是“受一小撮反动老师的支配”，更对他们害怕我们会像“五七年反右派一样被划为右派分子”而感到好笑。
我在这次事件中并不是激进分子，因为我是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说话、做事基本上还是有组织原则的，但对邢耀的流氓行为确实感到愤恨，对学校领导对邢耀的庇护感到不满。我虽认为那些激进的同学的行为方式有些欠妥，但工作组一进校就如大敌当前把这些同学视若洪水猛兽，甚至私下里说那些积极的同学和公开站出来支持学生的四名青年教师是什么“动乱分子”“危险分子”，我认为也是不对的，他们这样做导致学生们轰赶他们虽然过火但也不是没有道理的。父亲的同事劝我一定不要再参与他们的活动，他们说我的认识太幼稚，他们说政治是残酷的，阶级敌人是很狡猾很隐蔽的，说你们太容易上当太容易受骗，他们劝我在学校不好保持中立的话就先回家去，宗旨是一个革命干部的子女绝不要做出反党的事。
我对“校文革”迟迟不批准我加入红卫兵组织有意见，我对工作组将那四位青年老师定为“反革命”有意见，更对他们把前段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视为右派学生打入另册有意见，但是，对随便那么几个同学一商量，就可以自制公章，自制旗帜，就能自己发展红卫兵成员也不赞成。我只好消极地观望着，我期盼着去北京的那些同学早点带回来消息，无论他们是正确的还是说他们是错误的。对当时学校的正统组织“校文革”发动的揭批所谓“黑帮”们的大批判会，也没有兴趣，因为我看到积极分子几乎都是平时不好好学习的学生，他们的理论我也不能认可，譬如，有同学指着某老师的鼻子说，毛主席他老人家说了，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我是贫农的后代，你说你总是打击我，你是什么行为？还有一次我们班批判完学校的团委书记将他押送回他的住室后，让我留下来监视他，中午别的同学都走了，他趁没有外人，就委屈地问我：汪瑞兰你说，大家今天批判我的那些事，不都是你们团支书们汇报上去的学生中存在的活思想吗？譬如“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句，我记得还是高一乙班的支书汇报的，我在大会上批判了，现在怎么能说我是借批判之名行宣传之实呢？我被问得张口结舌不知如何回答，便慌慌地看看门外没人，小声说，有，你就承认，没有，你就不承认，相信组织上会有结论的。说完我赶快跑到门外。从此，我再也不敢一个人面对他，也决定再也不一个人面对任何一个受批判的老师。
……
再到学校去，已是六七年的春末。我们接到通知，说工宣队进驻了学校，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复课闹革命”，实际上谁都清楚复课是根本不可能的，没有课本倒在其次，主要是学生、教师已早没了安分的心，社会上各单位都在夺权，两大派的精英们都试图取得革命的领导权，造反派内部也在不断地为争谁的造反资格老，谁是“响当当”而闹得势同水火。武斗不断发生且逐步升级，学校的造反派组织“司令部”像“小延安”一样不断向全县各个革命需要的地方和单位输送“干部”，插手和指导那里的运动。“校文革”的同学们在百无聊赖之际，在工宣队的领导下将运动初期揪出的“死老虎”，即没被革命学生解放的“黑帮”们再拉出来批斗，用当时的行话说叫“烫剩饭”。记得有一次批判老校长和几个追求升学率有功的权威老师时，为了不违反毛主席提出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要求，会议的组织者除了让他们站成一排每人将右手高举过头顶不准随便放下来外，还在每人的面前扯一个大灯泡，那正是六七年炎热的夏天，300瓦的大灯泡发出的热量将这些老师烘烤得满头大汗，飞蛾和蚊子将他们的头脸团团围着，有老师耐不着蚊子叮咬的奇痒时若伸出左手在脸前晃一晃时，就有学生上前去踢一脚，伴随而来的就是“×××要老实交代，不许狡猾抵赖”和“×××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声。这样的批判会自然令很多良心未泯的同学感到痛心和无聊，所以每有这样“要蚊斗”的大批判会，我便和与我观点一致的几个同学借故躲藏起来，我们心里都很惆怅，不知这样的运动还要进行多久，不知等待我们的前途到底是什么。
第九章 病魔突降
第七天头上，父亲苏醒了。大概是中风的后遗症，也可能是高烧昏迷中为仓皇转移遭了雨淋，父亲苏醒后的第一个发现便是他的右半边身体尤其是右腿使不上劲儿。治疗将近三个月后，才可以拄着拐杖下地，县医院的医生说，他们的本事也就这样了，只有回去慢慢地恢复。父亲对自己从此成了什么也干不成的残废不甘，决定去省城继续治疗。父亲的机关对他去上级医院治病不反对，但按规定不是必须住院的重病号公家不派护理，不报销护理人的差旅费，也就是说只负责父亲一个人的来往车费和住宿费。父亲当时的身体状况，一个人去是绝对不行的，没办法，即使单位不管，家里也只有跟一个人去，这个人的最佳人选就是我，因为母亲不久还要生孩子，夏弟要在家担水拾柴，其他的弟弟妹妹都太小。
从六七年夏天到六八年春天，父亲两次到郑州治病，历时大概有五个多月，大部分时间都是我做护理，这可以说是我有生以来与父亲单独接触最多的一段时日，在这段时间里，我开始体验生活的酸甜苦辣，也从有些神经质的父亲身上，学到了一些东西。我记忆深刻的有这样几件小事。
一件是，在一次乘车的混乱中，我逃了票。当我心里咚咚敲着小鼓搀扶着父亲下了车，看着车缓缓启动离去心里正被一种侥幸激动着的时候，父亲突然说：让我看看你刚才的票！我忙向口袋里掏，因为经常坐车，口袋里的公共汽车票是很多的，也活该我出丑，在父亲犀利眼光的逼视下，我怎么也找不出两张五毛钱的车票，我只好随便捏出两张说：给！父亲看了一下说这不是，这趟车是每张五毛。我又在一堆废票中捡，但慌乱中怎么也捡不到，父亲说，你不用扒了，这趟车你根本就没有买票，我看得很清楚。
既然他看得清楚，我也就只好承认。
你说，为什么不买票？
没有零钱，人又多，我怕十块钱服务员嫌麻烦……我吞吞吐吐解释。我知道我不能说是想省钱，因为父亲的做人原则，是教育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爱占小便宜。
你拿出大钱了吗？你以为你说的理由可以成立吗？
……我嘟着嘴不说话。
你知道你今天所犯错误的性质吗？
……
你知道你若在工作岗位上这么做意味着什么吗？
“这不是工作岗位！”我不能不说话了，我认为他是在无限上纲。
什么事都是从小惯大！你现在敢逃票，你长大工作了就敢贪污！这一次侥幸没被发现就会做第二次、第三次……像开批判会，他讲得振振有辞。
我知道犟不过他，何况本来理屈，就只管低了头挨他训。我不敢看他的眼睛，因为自从父亲仕途受挫以后，他眼里射出的光总是亮得让人不敢看。
数落足批判够，他仍站在那里不动，我说好了，咱走吧，我知道错了，往后再也不这样了。不料父亲并不就此罢休，他说：在这儿等着，等这趟车过来时你上去，作个检讨把票给补上！
你？！……我一听气得浑身哆嗦起来，大声嚷道：伯你太过分了！你是闲极无聊快成神经病了……
“啪”地一下，我挨了一个嘴巴。气极之下，我使用了父亲最忌讳的名词“神经病”。
他打了我以后，气愤地捣着拐杖疾步往前走了十来步，又猛转身拐回来，眼里喷着火说：嫌丢人？干了丢人事你不想丢人？有错改错丢什么人？
我知道对他已无理可讲，我飞奔到一个商店里，掏出一张拾圆钱换成零钱。我手捏着两张五毛钱站到父亲面前，恨恨地边撕边哭着说我撕了它行了吧？我撕了它行了吧！？
父亲见我撕钱猛一愣怔，跟着是举起了拐杖，我拔腿就跑，边跑边喊：我回家了！我不伺候你了！我永远也不来伺候你了……
我真的走了。把行走不便的父亲一个人扔在大街上一个人扬长而去。当时我一点也没想到我离去和换我母亲去郑州这期间的四五天间，父亲会因身边无人照护遇到多少困难……
家事 第三部分
第十章 啼笑姻缘（1）
对于大春的这门亲事，母亲说父亲原来就不是真心同意。为什么萌生为大春定亲的念头，据说是他曾听回来探亲的大春的一个战友讲，大春在部队很勇敢，谁都不敢骑的烈马他都敢骑，父亲便很担心他会出事。由于大春自小跟着他在城市上学，家庭观念比较淡薄，也就是说，对父母、弟妹不很眷恋。父亲对母亲说，用什么可以牵扯一下这孩儿的心呢？要不，给他说个媳妇？恰巧这时遇着了欲给他说媒的老乡。父亲虽然不准备在农村为儿子找媳妇，但一来碍于老乡的情面，二来想着儿子反正也不在家，仅通通信与结婚还有很大的距离，正符合他的用一个姑娘来牵扯一下儿子的心使他不至于在部队无牵无挂地闯出事故毁了身体甚至丢掉小命的愿望。他想得很美，将来儿子如果在部队提干当了军官，这亲事自然就不成了，如果复员回来，成不成也在两可之间，从内心讲，即使儿子复员回来安排个一般工作，他也是不希望他再建立像自己这样一个女方是农业户口的“一头沉”家庭的，所以，当听说女方可能有什么“作风问题”时，父亲实在是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父亲是一个政治工作者，做事极其讲究策略其极注意“占理”，他深知女方的自动放弃实在是自己亲手为儿子缔结的“错误婚姻”的最好结局，但媒人的提醒也使他感觉到问题的严重，这便不能不使他顾不得身体有病而全力来应付处理这件棘手的事情。
父亲果断地说，“既然双方都没有意见，我看不如趁我在家就把婚结了。”
大春听了非常惊慌，忙说：“不！这事不急。我还正在服兵役，部队对我已进行了考察，准备提我当干部，我不能过早地解决婚姻问题，我与菊花也商量好了，等我兵役期满，不论是留部队还是复员，就立马结婚，她家的父母也都是同意了的。”
父亲诡谲地笑着说：“部队那方面，你不必担心，我可以给你们团长去电话解释一下（哥哥当时是团部的通讯员）。我的身体有病须人照顾，你母亲因家务大不能跟随护理，总不能叫你兰妹从此学也不上专职伺候我吧？等菊花过了门就可以在家主持家务，把你母亲腾出来去郑州照顾我。就这样，叫你二叔准备一下，三天之内把媳妇接过来！”
二叔二婶惊得张大了嘴巴，不知父亲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哥，你是说叫大春这两天就结婚？”二婶为了证实自己没有听错，这样问。
“对呀，不就是做床新行李吗？把堂屋腾出一间打扫一下做新房。现在不是正提倡移风易俗新事新办吗？我们是革命干部家庭，大春又是现役军人，应该带头移风易俗。就这样定了。”他这样说后又喊着二叔说：
“国梁你明天到李村去，将我们的意思告诉菊花父母知道。”
我也猜不透父亲为何出此下策，难道是以其霸道、主观、草率达到引起女方反感主动拒婚甚至退婚的目的？反正我不相信父亲真的要给哥哥这么草草完婚。
果然，李家以太仓促来不及为女儿置办陪嫁为理由不同意。父亲说，这不能成为理由。置什么陪嫁？不知道现在正搞“文革”，到处在破四旧立四新？何况大春马上还要回部队，又不在家过日子！问问他们姑娘，对大春喜欢不喜欢，两个人只要互相喜欢，这就够了。
哥哥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像有什么话要对父亲说但几次欲言又止，脸的颜色一直憋得像猪肝一样，父亲却和颜悦色，问大春你是不是有什么为难的事情不好和父亲讲？我觉得父亲好阴险好可怕，他一定是期待着大春能说出有关李菊花的什么隐情，问话时一脸幸灾乐祸的坏笑，但笑容的间隙，那两眼射出的光却尖锐得像钢锥一样直刺大春心脾。
大春开始是双手抱头不说话，而后像疯子一样趴到二婶的床上号啕大哭。我第一次听到成年男子的哭声，真是像牛吼一样，让人撕心裂肺，我突然非常可怜起哥哥来。等哥哥的哭声渐渐小些以后，父亲用眼示意二婶，让进去问问他哭的原因。
第十章 啼笑姻缘（2）
哥哥囔着鼻子告诉二婶，他啥也不为，就是不想这么早结婚。
这回答无疑令父亲非常失望，大骂大春是个蠢如猪狗的东西。父亲说，不想结婚的话不应该是你说，应该叫李菊花说，你去，你去等她一句话。
言外之意，她只要说声不愿意，父亲马上不再难为他们。
大春只好像棵霜打的麦苗和二叔一起再次去了李庄。
出父亲意料的是，大春再回来的时候，带回来的却是李家同意三天内送姑娘前来完婚的消息。
父亲这一气非同小可，举着拐杖非要把大春当众劈死。叔伯爷儿们、左邻右舍都来相劝，说这不是挺好吗？咱想结婚人家立马就答应结婚，多给咱面子！父亲头摇得像个拨浪鼓，一副欲说还休的气急败坏模样，嘴里嘟嘟囔囔到底也没对众人说出个所以然来，只是一遍遍痛骂大春是窝囊废。
看俺哥这给弄的！二婶抱怨说，照我的意思，干脆给她父母来明的：你们妮儿有闲话，俺们跟着丢不起这人！俺哥硬是不让，说这是蠢，他这可不蠢，人家就答应结这个婚，我看他咋办，这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父亲并不气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藏头漏尾地启发儿子，这样轻易、草率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