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事-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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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像一下子掉进了冰窟窿里。
第六章 官场跌跤
几个月以后，父亲的问题有了结果。
父亲回到家什么也不解释，只将在人委对我说过的话又对母亲和哥哥说了一次。我们家人只风闻父亲是涉嫌男女作风问题，具体是咋回事无从打听。邻居李婶曾怂恿母亲直接问问父亲，因为做妻子的对这类事不该置若罔闻，母亲不知心里咋想，嘴上却说，我信他，他不是那号人。父亲进家的时候，虽然特意理了发，但仍满脸憔悴，精神也不好。父亲从此不再到银行工作，被分配到县水利局，工资由原来的八十三元降为六十元零五角。
父亲被调到水利局好长一段时间都没去上班，而是上访告状。上访告状，单位是不报销差旅费的。我们家的经济一直都很紧张，父亲曾回老家与叔叔商量欲卖掉祖上留下的几间破房子，叔叔不肯，说房子破烂卖不出几个钱还在其次，主要是父亲的状不一定就能告得赢，告不赢的话当然就不能指望父亲再帮他盖新房，没有房住他一个农民将如何度日？他说婶子已声明，他们敢卖房她就离婚。父亲又去找他的姐姐妹妹，都没得到援助，因为她们过得也很清苦。这时候，母亲又为我们生下一个弟弟，取名小冬，排行老六。八口之家依赖父亲的六十元工资维持已属不易，何况父亲此间心中还只有他的冤案，上访来去坐车、食宿花费很大。
母亲说，不能指他了。为了腾出自己的手挣工分，就忍痛将小儿子送给了缺少男孩儿的大姑母。这样，有母亲和哥哥两个劳动力，父亲的负担得以减轻。
后来父亲到水利局上班了，据说再不上班，水利局就要开除他了。另传说，在他不上班跑上访的时候，水利局其实已经上报了要开除他工职的材料，是新调来的县委书记一句话救了他，县委书记听了水利局的汇报后说：行了！一个副县级干部为那么点儿事弄到这一步已经够行了！于是水利局便不敢再说开除他的话了。听来我们大队驻队的县委干部老贾讲，我父亲的事的确是有些冤枉，他说，这事其实不算什么事，只是说父亲对一个女职工说过一句什么意识不好的话，父亲不但不承认自己说过还追究那位女职工编造谎言的动机。此事闹大以后，县纪委派工作组进驻，给父亲谈话说只要他承认自己说了那句话，检讨一下自己有不健康意识就算了，可父亲除坚决不承认他对她说过什么外，还指责工作组这样处理问题是不对的。人家工作组长对他拍桌子，叫他站起来，他竟然一脚踢翻凳子，并将桌子推倒。老贾说县直的科局长们都说，父亲吃亏在他的傲气，仗着自己是平阳下来的干部，银行又是系统管理，垂直领导，不尿地方，精简下放人员时先拿县委、人委领导们的家属、亲戚开刀，等他有事时谁仔细他？
父亲受严惩是吃态度的亏又一次得到证明是在一九七九年，父亲在去找当年的地委书记要求平反他的冤、错、假案时，我也跟随着。这个时候我对父亲所犯错误的来龙去脉已经了解，因为我已经为父亲写过几份申诉材料，也见过几个证人。我记得那个书记说，对你的处理是重了点，不过，你当时的态度也实在是太那个了些。父亲说，我还是这个话，关键是我犯没犯错误，如果我压根就没有错误，作为一级党的组织，不给好干部撑腰，反助长坏人坏事，我的态度怎么会好？他们对我错误处理，我怎么就不能越过他们向上一级党的组织反映情况？我履行一个党员的正当权利怎么能说是目无组织、目无领导？那个书记说，你说的道理放在现在的环境中也说得通，但当时却不能这样说，当时有当时的情况。
不管如何，父亲受的处分在十六年后终于得以平反，恢复了他的党籍、恢复了他的副县级，自然也恢复了他的工资，但，在这漫长的十六年里，我们全家在政治上、经济上、身体上、精神上所遭受的损失却是无法弥补的，尤其是我们的父亲，原来是一个精明练达、老成持重、对人和蔼、待物有度的人，由于受到不公正的处理，神经因受刺激过量而失常，虽不像那些严重的精神病患者经常裸足赤膊去街上游说，也不哭哭笑笑疯疯癫癫，但脾气变得狂癫暴躁，性格变得喜怒无常，眼里常射出傲慢而阴冷阴冷的光。
第七章 责任少年（1）
一九六三年初冬的一天，哥哥来学校找我，喜滋滋地告诉我，他验上兵了，三天后就要来县城集合。我为哥哥高兴，也为哥哥走了以后家庭的困难担心，忧郁地问：“咱伯、妈同意吗？”哥哥一扫满脸的喜色，怒气冲冲地说：“我才不管他们同意不同意呢！当兵是每个公民的义务，是我的自由，这个家我实在是呆够了！咱伯当行长时，放着现成的工作都不让我干，现在他垮台了，更指望不着了。我不能让这个家给毁了，我要去当兵，去自己闯天下！”哥哥说着，将脸仰望蓝天，一副猛虎出笼啸傲山林的模样。
哥哥参军走了，家中少了唯一的男劳动力，家中增添的困难是：缺柴烧。哥哥在家时，已能和村里的青年人一起进山，不过每次回来哥哥都叫苦不迭，发誓一定要跳出这累死人的鬼地方，说进山拾一次柴都能让他少活几年。他走后，就苦了两个大点的弟妹，母亲总哄着他们，确切地说是逼着他们，到附近山坡上割野蒿和杂草，我只要星期天回家，自然也去。我们最怕的是山坡上的麻蜂和一种浑身长毛的软虫叫“洋辣子”的，碰见成群的麻蜂，自然会被蜇得鼻青脸肿，但尤可躲避，那与蒿草一样颜色的躯体软软的“洋辣子”，却让你防不胜防，只要手或胳膊轻轻触到它的绒毛，那又疼又痒的感觉真恨不得挥刀将疼痒之处砍掉。仅十一岁的夏弟和八九岁的萍妹，常常被“辣”得咧着嘴哭叫，然而为了吃饭，幼小的弟弟妹妹都很听话，每天都要趁放了学的有限时间去山坡上割小小的一捆青蒿，回家摊晒在石头堆上，供一天的柴烧。星期天多割一些，供天阴下雨时烧。若经常是晴天，烧柴问题就不大，若遇阴天下雨，可就糟了，这时候，母亲的应急办法就是待饭做好后，赶紧往热灶膛里塞一大团湿柴，等下一顿做饭时，塞进的湿柴就烘得半干，就可以点燃，而只要有一拢柴被点着，俗话说：火大无湿柴，慢慢将水湿的柴往火中续，就都着了，就可凑合着做饭。这当然要有很好的烧火技术，万一不慎中途将火弄瞎，那再想点燃就非常困难。
遇到麦天，母亲就率领着我们去地里拔麦茬。麦茬坚硬，是烧锅的好材料，不过这需要吃很大的苦，因为天不亮，队长就喊着下地割麦，割一天麦子，累得动都不想动，再打黄昏拔麦茬，那滋味真是难以形容，但想到这样可以减少到山坡上受马蜂围攻和“洋辣子”辣的机会，就咬着牙去干。母亲总说，妈也不想逼你们，可没有办法呀，要是不抓紧，再过两天地一犁，想拔也没有了，没柴烧咋上学哩？我们都懂这个道理，尤其两个弟妹，在秋天刮风的日子里，本来背着书包去上学，路上发现有被大风吹下的一洼一洼的树叶，就撒腿往家跑，宁肯因旷课被老师罚站，也不错过拾柴的大好机会，用小篮子一筐一筐往家拾树叶子。
我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即一九六四年，夏刚十二岁。十二岁的夏弟因成绩不好没考上初中，父亲说，再让他复习一年吧。母亲说，复习也是瞎复习，这孩子脑子笨，读书不开窍，家里缺劳力，不如在家干活好。父亲说总不能这么大点儿的孩子就不上学，长大让他干什么呢？夏弟情愿干活，他不想再复习，他总是因迟到，因作业不能完成而被罚站，因成绩不好受老师批评和同学们的奚落，他对上学不感兴趣。但夏不承认他脑子笨，他听到父母的对话便嘟囔着说：老是该上学了，俺妈还叫人家舂米，老是为去拾柴耽误做作业，老是……母亲便黑着脸说，老是，老是，你就老是没理犟三分，你姐为啥老是受老师表扬？要是你也和你姐一样顺顺溜溜考上中学，我就不说你笨了。夏便不服气地说，你偏心眼，老是……大家都笑起来。不管如何，父亲说，为了孩子的将来，再困难也不能耽误了孩子，还是叫他再复读一年吧。
复读了一年的夏，仍是没有考上初中，这更坚定了母亲的看法，认为夏不是读书的材料，她更是理直气壮地支使他干家务和干农活了。农村十三四岁的男孩子，已经会跟着父兄到山上拾柴，这大概也是见习劳动，只是跟着大人们一块满山奔跑着将干柴拾拢归堆，大人们将自己的柴担捆扎停当后，就帮孩子捆扎出一个小挑子。路上遇到须用一个肩膀挑，即俗话说需“靠肩”的地方，都是大人将自己的挑过去后再拐回来帮小孩挑，直到小孩子能胜任为止。母亲便把夏托付给同村的李叔，央烦他拾柴时带夏一同前去。大人们都不愿带孩子进山，拖累倒在其次，万一出了危险不好交代，但母亲既然张了口他也不好推辞。开始的时候，他还算热心，在捆扎好自己的担子后，就帮笨手笨脚的夏捆扎，遇到危险地段时，也常拐回来帮夏挑一程，然而进山拾柴会遇到各种不顺利，好多时候连大人们也是自顾不暇，这时候李叔就顾不得帮他了，这时的夏就非常可怜，因为他细小的胳膊无论如何也扭不动“腰子”。所谓“腰子”，实际是找些质地柔韧的细树枝，弄几根用力将其拧劈并像拧麻花一样拧成可以将干柴捆紧的“绳索”。由于力气小，柴捆不紧，加上不会扎挑子。这“扎挑子”是最有技术的，须将扁担的一头用力朝捆好的柴捆腰子中心扎去，扎得好的标志是用手托起扁担柴捆在空中不会左右晃动，然后将扎好的一头儿扛在肩上，将扁担的另一头用力朝地上的另一捆扎去，扎进去后双手将扁担托起，忽闪几下子，觉得平衡、稳当，这副挑子算扎成了，如果扁担在柴捆被扎的地方摇曳、晃动，担子挑起来就会四角不平，左右摇摆，那就糟了，路上非“泛蛋”不可。这“泛蛋”所指很广，譬如走不成路或挑子散架等，总之是出了麻烦，这就须重新捆扎，这样影响的就不单是自己，而是一起来的人都不能按时回去。进山的人有一条规矩：顾伴儿，不能将一路来的人撇下。再不顾伴儿的人，恨得咬牙也要等着同伴儿一同出山，想自己迈步先走只能等出了山口才可以。这样的结果是，大家内心里都不愿与夏一起进山。夏总是像夹尾巴小狗儿一样跟着大家，路上免不了遭受奚落和白眼。当然，好心人也是有的，也总有人在忙完自己的以后给夏一些帮助。
第七章 责任少年（2）
我非常可怜夏弟，小小年纪就经受这种磨难。但一个家在农村的男孩子，进山拾柴似乎是义不容辞的。夏弟总是在我用不放心的眼光看他的时候，大咧咧地说，别担心，姐，我现在其实啥都会了，我其实没有多麻烦他们。母亲为了表示对儿子的爱怜，总是让弟弟中午的干粮带成大米干饭。进山的人早晨要起五更做饭，吃后带一顿干粮，晚上的饭自然是回来吃。带什么干粮全看各家的生活条件，有带馍的，有带干饭的，有带煮熟的红薯干或蒸熟的红薯的。我家吃不起馍，但母亲也决不让夏早上吃红薯或红薯干，她让夏早上做萝卜丝咸干饭，吃后再用手巾兜一兜中午吃。夏比别人苦的还有一点，好多人家都是妻子或者母亲早早起来为进山的劳力做饭，饭做好后唤醒劳力们起床，而母亲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她怀里还揽着一个吃奶的小娃娃，只要她一起床，娃娃就哭叫，夏便很懂事不让母亲起来为他做饭，而是自己早早爬起来烧火做饭。如果星期天我刚好在家，我就要起身为夏弟做饭，他便硬按着我的被子不让我起来，说姐，我反正得起来，何必两个人都睡不成呢？我如果再坚持，他就说姐，不是我不让你做，是我吃不惯你做的饭，你是不知道，我现在做干饭的技术比妈还强哩！我知道弟弟的良苦用心，就不再坚持。听着弟弟在外面的灶火棚子里淘米、洗菜，拉风箱烧火，望着蠕动在灯光下他幼小的身影，我总恨自己不该是个女孩，本该我去做的事让弟弟去做，让弟弟小小年纪就承担家庭的重担，我只感一阵阵的内疚和心酸。
好则是，夏的个子在一天天长大，干活、拾柴的技能也在一天天提高，同伴们已不多嫌弃他，只是在出山口以后，他的速度仍赶不上大家，往往别人都到家了，他仍没有踪影，母亲看见有担着柴的人过来就问“俺夏呢？走到哪了？”别人就说快了，在后面呢！母亲便抱着孩子一程程往前接，尽管接着儿子她也不能替儿子担一担，但她还是执著地往前赶，而且边走边喊：夏！夏呀……直到苍茫的夜色中有了她熟悉的稚嫩的回音，母亲才如释重负地长出口气，她就站在或坐在路边眼巴巴地望着那曲折的山路，一直到能望见那担着柴担的幼小身影……
第八章 “文革”之初
一九六六年夏天，用当时的政治术语讲，是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西照一中，不，准确地说是在西照县正式开始。
从那个时期过来的人都知道，各地的“文革”，几乎都是从学校开始的，也就是说，是学生们先闹起来的。但具体因什么事，通常说的引发“革命”的直接原因即“导火线”，却各不相同。
西照一中“老三届”的同学和当时的教职员工都清楚，“文化大革命”在本校的爆发，是缘于对一个依仗教师职权欺凌女学生的人的声讨和揭发。
这时候，我的父亲正以一个普通水利局干部的身份在远离县城的深山区水利工地上工作。父亲单位的政工组长等两位同事到学校找到我，说明了他们的来意，我对他们的关心表示了感谢，但对他们对学校近段发生的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