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事-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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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田螺更为有趣，将几个田螺放到煤火炉风口烁热的砖头上，不大一会儿，田螺的“屁眼”处便开始“嗞嗞”往外面冒白沫，然后“嘣”的一声，小手指肚大小的一疙瘩黑肉，即田螺的躯体就从“屁眼”处蹦了出来，我们便用小木棍将这小疙瘩黑黑的肉夹出来放进口中咀嚼，也有一下子蹦到尽里面被燃烧着的，每有这种情况，紧贴风口的一个个小脸儿便现出无限的惋惜。
第四章 缺少劳力的日子（1）
父亲终于回到了他原来的金融系统，担任了西照县人民银行的党支部书记兼行长。
此时是一九六二年，十二岁的我，考上了西照县的重点中学——西照一中。
我们班里共有四十五名学生，非农业户口的有六名，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农业和非农业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因为，凡农业户口的同学，都是从家里带粮食交到学校的大伙上，交什么粮食发什么饭票。农业学生交伙的多是玉米和红薯干，发的就是玉米面票和红薯面票，也有交麦子和大米的，不过这样的学生很少，即使有人交，交的数量也很少，发的就是白面票和大米票。大伙上每顿都分别做有各种饭，如：拿着白面票可以吃到白面馍可以喝白面条，拿着玉米面票可以吃玉米面馍可以喝玉米糁汤，拿着红薯面票只能吃红薯面馍和喝红薯面糊糊，而非农业的学生，则是按国家供给的标准，配发百分之七十的白面票，百分之二十的杂粮票和百分之十的黑粮票，这样，在饭场吃饭的时候，学生们便出现了两个明显的阶层，虽然由于农业学生多，吃黑馍喝黑面糊糊的人总有点以多欺少的倾向，但内心深处，农业学生对非农业学生除了嫉妒外更多的却还是羡慕。
我在这种情况下想得最多的是对父亲的抱怨。
我想，我本来是应该吃白馍的。
我不敢直接责问我们的父亲，为什么自己去县城了却把我们撇在农村？我问过我的母亲，母亲当时倒不以为然，说乡里好活人，都去城里顾不着呀！当时很多干部都不干工作回家当农民了，北院你李叔就是自动放弃工作回家来的，物价太贵，许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还买不了一捆葱呢。
正是由于在农村比在城市好养活我们，父亲放弃了妻儿可以恢复非农业的机会，心甘情愿让我们当了农民。当然，父亲一直不这么承认，偶尔提起，他只是说，当时国家困难，我是个领导干部，应该带头为国家减轻负担。
我们不进城，国家的负担可能是减轻了一点点，父亲的负担大概也减轻了许多，但有谁能知道，没有劳动力的六口之家，在农村的日子，又是如何的艰辛呢？
母亲要尽量多地出工。生产队有规定，像母亲这般年龄的妇女，每月劳动日是不能少于二十天的，出不够了就要受到惩罚，即便是队里没有硬性规定，为多挣工分少缴缺粮款也是要尽量多出工的。那时，我、夏弟都上着学，母亲将没上学的萍妹及幼小的秋弟托给邻居一个老奶奶看管，每月给人家几块钱。母亲要出工，要给两个上学的孩子做应时饭，要伺候两个幼小的孩子，还要给全家人做衣服、鞋袜，真是非常的辛苦。
其实在我看来，这些都不算苦，最苦的是将分到手的粮食拿回家和将原粮的加工。我这样说农民家的孩子一定会感到好笑，这不是最简单的事吗，有什么苦的？但对我家，对我的母亲来说，却并不简单。去生产队干活，一群妇女有说有笑，受苦受累大家都一样，也就不觉得苦了，而分粮食时，人家有劳动力的人家，都是男劳力挑挑扛扛就回家了，而我们家，父亲在外工作，大点的孩子都在上学，母亲就得独自一人将分得的麦子、稻谷一袋袋往家背，尤其是分粮往往是没有定时的，或中午，或傍晚，这时间，对别人，不算啥，而对我们的母亲，却是难关，因为这时候可能正在哄孩子，可能正在煮饭，可能正是家里脱不开身的时刻，然而，分粮食是按名单喊的，喊你你不在就只好将你的一份倒在不拘什么一块空地方。乱哄哄的打麦场上，等分粮的人头攒动，谁顾得为你看堆？何况是什么年月？等你去拿时十成可能只剩五成了。所以，队里的管事人为了尽职，也为了推卸责任，一般是一定要领粮人到现场的，而且为了不愿向一家家解释这次分粮的具体规定，管事人每每等人到得差不多时要开一个简单的会，向大家宣布譬如这次打了多少麦子，分红的截止日期是哪天，全队共有多少工分，是按人六劳四还是按人四劳六，谁谁家多少工分、几口人应分多少，等等。这个必要的过程对母亲来说是难挨得要命的过程，母亲在别人探头引颈洗耳恭听时往往如芒刺在身，面对着待分配的粮食堆，母亲脑子里想的是锅里的饭溢出来没有，栓在床腿上的孩子是否把屙的屎、尿糊了一脸一身……为了公平，分粮这次从村东开始，下次呢，就从西往东，母亲是记不着这些规则的，等她甩开羁绊匆匆赶到场里时，免不了早了晚了的不是时候，队里人多嘴杂，好说损人话的人虽不多但不乏其人，来得早了，有人会说，看人家干部家属，干活不见人，分粮跑头哩！去得晚了，话更难听：看人家干部家属架子多大呀，干活喊不到，给他们粮食也请不动！
第四章 缺少劳力的日子（2）
每逢这种时候，大度的母亲脸也能涨得通红，有时两眼还会涌满泪水，好心的邻居大婶就会悄悄拉拉母亲的衣袖，劝慰说，别在意，只当他们放闲屁！
从打麦场往家分麦子分稻谷虽然有以上所说的艰难，但比起到山岗上分柴禾到坡地里分红薯又在其次了。山岗上用来养蚕的柞树毛，一年砍伐一次分给社员当柴烧，种在坡地的红薯刨出后都是就地分给各家各户自己往自己家挑，母亲本来可以张嘴央人的，但其一是母亲好强，不愿随便张嘴，其二是这些事不是偶尔而是经常的，大家都很忙，都很累，而且凡我们须要帮忙的时刻也是人家自顾不暇的时刻，这个嘴就尤其难张。每当有好心人看到脸累得煞白，沉重的担子压得摇摇欲倒的母亲时，就说：汪嫂，你等一等，等我把我们的弄回去就来帮你。母亲便感激地谢绝：不了！我慢慢挑吧，都是累一天了！不管母亲如何逞强，最后的一担往往都是别人帮助担回去的。
家事 第二部分
第五章 干部子女（1）
一九六二年我考入的西照一中，是一所集初、高中为一体的完全中学，也是一所升学率很高的在全省都很有名气的很像样子的中学。
那一年，哥哥在平阳初中毕业没有考取高中，其他弟弟妹妹都还小，我一下子成为家庭的重点人物。一贯望子成龙、爱才若渴的父亲，对我的态度大变，看我时的眼光，也由淡漠变为爱怜。记得有一天晚上我睡下后，父亲从县城回来，父亲在准备睡觉时驻足在我的床前，端详着我蜡黄的小脸说：没想到这小丑妮还挺聪明呢！在条件这样差的小学读书还能考上一中，你找医生给她瞧瞧有什么病，为什么脸青黄青黄，十二岁了还像个尖嘴小猴儿？
听到父亲的话，我在窃喜的同时鼻子发酸，但我强忍着不让眼泪出来。我的黄瘦老师和邻居们都怀疑是害什么病，母亲也曾给我吃过几样偏方，然而都不见效，唯独父亲从来没有注意到我的病容。现在父亲发现了，我很想告诉父亲，十二岁了体重只有五十六斤的，全年级只有我一个，由于我的脸长川，身材瘦削，恶作剧的同学就根据我名字的谐音给我起了个绰号叫“小镰刀”。
得了父亲的话，母亲便很认真地请医生给我看病，中、西药也吃了一些，仍不见好转，好则是瘦虽瘦，却不影响吃喝，也有精神，慢慢也就算了。
每想起马上就要去那充满神秘色彩的偌大的校园去，心里就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栗村小学只有低矮的两排草房，而我们去考试时见到的西照一中的校舍却是一幢幢又一幢幢；还有那一排排粗壮、茂盛的杨树，能将道路遮盖得晒不到阳光；就连那隐藏在杨树枝叶间的知了们不知疲倦的叫声，都能让人产生无数美妙的遐想；那雄伟的大礼堂，大礼堂旁边宽广的操场，操场里的跳远坑、单杠、双杠和篮球场；那与篮球场遥遥相对的学生食堂，甚至食堂门前一溜排放的十几个牛腰粗的用来盛饭的大木盆……总之，那里一切的一切，无不显示着该校的庞大与尊严。
开学了，我食宿自然都在学校，可是父亲说，学校的伙食太差，一定要我每周到他机关食堂吃两顿饭。我不好拂父亲的好意，再说，十二岁还是不太懂事和很贪吃的年龄，在父亲那里可以吃到白馍，吃到豆腐、白菜甚至肉，而在学校我只能吃到米饭和红薯面馍，因为我从家里只能拿大米和红薯干交伙，我拿什么只能吃什么。父亲对我很宽容，不论我每月在他那吃几次饭，给我发的生活费却一点也不减少，这样我手中的钱就很充足，在学校吃饭时就不必像其他农村来的同学那样，连一份五分钱的菜也不敢吃。我不但敢在早上和中午各吃一份菜，而且我还敢在去父亲处吃饭时，在大街上买零食吃。我有一个要好的女同学，在寝室我俩合睡一个被窝，在教室我们合坐一张课桌，回家我们又同路。这所谓的回家，是指去父亲的单位，她的家在父亲单位的南边，学校在北关，去父亲单位时我们俩能同很长一段路。她的家庭经济条件还算可以，所以我俩在结伴回家时，总是眼睛瞧着道路两旁，当抑制不着肚里馋虫的骚扰时，就掏钱买些零食吃，当然，由于我们的钱很有限，我们不敢大胆地买，我们往往先由一人掏五毛钱买一个拳头大小的白面馍，掰为两瓣，一人一瓣，待吃完了，肚子仍馋得慌，再由另一人掏钱买一个，又是一掰两开，一人一半，这次便舍不得再大口吃，而是一小口一小口地细细咀嚼品味。我们买过火烧，买过炒花生，买过蒸栗子，买过糖蒜瓣……总之，都是与解馋有关的，都是一次就买那么一点点。后来经济拮据时想起这段日子，感到简直有些奢侈，奢侈得有点像有钱人家的阔小姐。按说也是，一个县银行行长的女儿，一个县服务公司经理的千金，花五毛钱买一个小馍，花两毛钱买几粒花生并不算过分。回忆起来要说我这一生也有过几天像个“干部子女”的话，就是这段时间。
一天，我忽然觉得已经将近一个月没到父亲那里，手中也没有钱了，便凑一个午饭后去找父亲。午饭后的银行大院冷冷清清，大概下班的人已经开始午休。父亲寝办合一的门紧锁着，我喊了两声没人应，就踮着脚扒着窗台往里看，床上空着，我知道父亲不在家，就怏怏回到学校。由于急着用钱，第二天我又去，这次是在晚上，我估计晚上父亲不会到哪里去，结果又扑了空。这次碰见几个我曾在父亲的办公室见过的人，他们机械地与我打着招呼，无非是“放学了？”之类，我问：“见我伯没有？”他们支支吾吾说：“没有。”一个平时见了我很亲热的女职工，竟然讪讪地有不愿与我搭腔的样子。这样连续去了几次，我开始有了疑惑，我敏感地觉得单位职工对我的态度，与从前有些异样：我在前面走，有人在后面窃窃私语，说的话似乎与父亲有关。我故意放慢脚步，想听出个轮廓，不料他们竟不说了，或故意高声扯起另一个话题；我想找两个我所熟识的人问问话，但还没走近他们便拔腿离去，好像是有意对我回避。大概到了我第六次去找父亲的时候，有一个我叫不上姓名的女同志在与我擦肩而过时，小声对我说，你去人委打听一下，看你爸是不是在那里。我想问清楚去人委什么地方？她已径直远去，头也不回，给人一种她根本没和我说过话的样子。我突然感到了问题的严重，莫非父亲出了什么事情？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回到学校，盘算着与谁结伴去一趟人委会呢？县委、人委是全县的首脑机关，一个十三岁的乡下小妞的确还没有只身闯进去寻人的勇气。
第五章 干部子女（2）
正在这时候，我被班主任喊出教室，看他那一脸严肃的样子，我预感要谈的绝不是班级里那些鸡毛蒜皮子小事。他带我到一个远离同学们喧哗的地方，还没开口，我的牙齿就“得得”打颤，浑身在瑟瑟发抖。我不敢正视老师的眼睛，不敢想象他要向我宣布什么可怕的事情。
“你父亲的事情你大概知道了吧？”他说。
“不知道。我没钱了，一连去了几趟都没见到，也问不出他到哪里去了。”我鼓足勇气抬起头，诚实地说。
“你父亲犯了错误，已经停职反省了。今天要对你说的，就是这件事，希望你要有思想准备。”
“党对犯错误干部的子女，重在看政治表现。你是团员，团的基层干部，学校和团组织都对你抱很大希望，希望你能与你父亲划清界限，与党组织站在一起。”
泪水涌出了眼眶，我委屈地点了点头。
“回教室吧。”老师说。
我没有回教室，而是扭头朝空旷的大操场跑去，跑到操场附近的菜地旁边，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哭什么呢？是哭几天来去父亲单位遭受的冷遇？是哭突然降临到我家的灾难？还是哭父亲未卜的命运？我不知道。我只记得老师总对我们班里几个出身不好的同学说，我也多次以团支部书记的身份对他们说过，要重在看他们的政治表现，希望他们能和他们的家庭划清界限，没想到现在轮到别人这样对我说了。以前父亲是公社书记，是县银行的书记、行长，自己虽不像有的同学那样时时浅薄地对人炫耀，但内心确实为有这样的父亲感到骄傲，自觉不自觉也会流露出领导干部子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