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三部曲2:国色-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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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的女儿河月色，女儿泉瀑布婀娜的身影，青翠的山，绿色的水，包括互相画的赤裸男女形体，都作为他们已经从宣传革命思想的画家和实习画家，变成了彻头彻尾下流无耻的“资产阶级”和“牛鬼蛇神”的证据。
第二天，或者第三天，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平常在我们心目中那样美丽的女画家和那样英俊的男画家，真正像犯罪分子一样，被捆绑着，押到万年台歇马场阅兵台上去批斗。镇上那些被他们宣传得更革命的群众，把金黄暗黄的粪便纷纷甩在他们身上。他们低着头勾着腰一声不吭。我没有去参加那场批斗大会。参加批斗大会的人们，看到他们不但不接受的批判，反而在写满红色黑色标语的主席台上，紧紧抱在一起。平静的眼睛里没有一点恐惧。而那个时候，他们身上和脸上都涂着大便，他们胸前挂着吊着他们画的裸体素描。被激怒的群众，几个光棍基干民兵跳上台去脱他们的衣服。有人把他们身上的绳子解开，眼看着他们的衣服就要被脱下来，他们居然死死搂着不分开。还是专政队员一群群跳上台去，用竹条打得他们浑身是血，但始终没有把他们的衣服脱下来。但那场批斗大会似乎并没有完。那天晚上，万年台歇马场上的民兵战士，端着枪和刺刀，终于还是把卷着一头乱发的女画家的上衣脱了下来，立在月光下的批斗大会主席台上。煤气灯嗤嗤响着，映出她明月般皎洁的胸脯。整个会场立即变得鸦雀无声。而那个男画家纵身跳起来，张大嘴巴瞪着眼睛无声地要想去保护她胸前的那轮颤颤的挺挺的圆月亮。但那时他已被紧紧捆绑，挣扎着不能动弹，而那个女画家无比骄傲地挺起胸脯，勇敢地抬起头来望着高朗的天空。
“哇——”的一声，一位高瘦的老人，揭下洁白的裹头巾，满脸铁青地一仄一仄跛上台去，展开头巾，披在女画家身上，遮住了她胸前那轮银光闪闪的圆月。那天晚上的批斗会，因这个突然出现的细节而结束。第二天，要把他们脱光衣服游街的计划，并没有真正实施。那个老人，那时还很健康的老人，头顶了一片荷叶，拿了一把长长的宝剑，在绣楼前的青石桥上，半裸身上缠着红黑黄彩色布条，微微瘸着，一栽一栽的身影舞影，动人极了，梦幻极了。他声嘶力竭地又唱又跳：
“变天了，变天了——”
那个老人，正是我的前辈柳如风。
柳如风把他的外甥郎天裁，当晚，就赶出了家门。
郎天裁那时因为没有脸面再见我的如风老辈和男女画家，离开了镇上，和对面桑树林里的一个也叫六指，也是六指的姑娘，坐着船远走他乡。
第二天，没有再开裸体游斗批判会。那对画家在绣楼里关了不知几天，被省里市里来的那几个带着圆盘帽穿着白制服的公安，开着吉普车，把他们载走了。后来，他们双双被判刑，关进了省城什么监狱。
而保护卷发姑娘胸前那轮圆月亮的柳如风老汉，公安局也想追究他的责任。但是，老汉闷着头不开腔。原来，他的女儿女婿，土改征粮工作队队长老商和妇女主任柳水灵，被土匪在万年台或女儿坪的洋槐树上，脱光了衣服点了天灯。
这件事情，现在已被时光的流水渐渐冲淡，而那位老人柳如风却失去了一口白牙。花白头发，一夜之间成了衰草。
“你知道‘梨花一枝春带雨’吗”？
多年后，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地方，易安曾这么问过我。我当然知道。美丽的哀伤，春天般的女性生命的祭奠！这是一句古代大诗人写的诗，他写的是一种灿烂而又凄清的美。不用说，我们都把那种美，赋予了一个个和它有同样品质的女人。女人的生命如梨花开放，灿烂无比，动人无比，而蒙蒙细雨飘洒的春天，带着一汪汪动人水珠的梨花，美得使人怜惜、使人哀婉，也许就是女人生命陨落之前，最美好的显示。那是一种和桃花不一样的灿烂，不一样的凄美。我似乎记得，在女儿山的月光中，没有答应和莫尚一起到香港的易安，听说莫尚把莎莎带到了香港之后，她手中的画笔突然掉了下来。望着她面前雕塑的那座飞天的女神，易安齐耳短发，无力地披在肩头上，低下头……她那清丽而动人的眼神，望着女儿泉瀑布，飞天的身影，白净的脸庞，露出的那一缕哀伤，也许就是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动人写照。当然，这不是完全写照。真正完全的写照，我想可能就是我想象中的瑁黧，因为她那枝梨花已经在风雨中完全凋谢。而佳苇，听说她的男友刚强得了很严重的高原病，她在飞机场和我告别的时候，丹凤眼里投来的那抹凄然的目光，也可能有梨花春雨的痕迹。但是，真正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能够看到的美丽女人透露出来的那种深深哀伤，因为爱情，因为命运的挫折，流露出来的那种哀伤，实际上都完全不能算作彻底典型的梨花春雨。我记得，当年“文革”回到乌溪小镇，我和柳如风老辈一起在寒风凛冽的冬天，在老君山、大王坪、女儿坪的山谷中，挖来一捆小小的梨树的枯枝树苗。开春了。我和如风老辈，把梨树枯苗，大约在春节，栽在乌溪小镇吊脚楼前面长满桑树的河湾里，居然大大小小全部成活。柳如风早年的妻子桑家小姐，死后就埋在那段桑林密布的河湾。当年春天，成活的小梨树苗，绽放出了一朵朵白色的小花。那时，我即将离开乌溪小镇，到我们那座城市的美术院校学习。后来，当我《国色Ⅰ号》油画系列作品——飞夺泸定桥之类，发表出版获奖那年，我回到乌溪小镇。那是秋天。如风老辈告诉我，我们当年在河湾里栽的那些梨树完全成活，每年春天，碧波荡漾的河湾，青翠桑树林中一树树梨花，娇艳似雪，灿烂若霞。那些梨子成熟很晚，皮薄肉嫩，脆甜，一放进嘴里就化渣了，每年花期都特别迟特别长，一直要等到和老君山巅桐子花一同凋谢，不用说，它们必须经历同一场风雨。那些雪白的梨花和脆甜的梨子，是不是佘三娘、田翠花、歪脖子红军大姐、柳水英、柳水灵，送给乌溪小镇上的人们最深情的礼物，或是她们洁白如玉的生命像征呢？
国色啊！
为憋在心中急于完成，又无力完成的《国色Ⅱ号》系列油画作品，我终于踏上了那条神往已久的通往祖国大西北的遥远路程，寻找和感受我那出塞的昭君，一颗美丽流浪的诗魂。
出塞（1）
国色，国色啊！
那是我永远也还没有完全描摹出来的全部艺术主题！在遥远的越国，我看到西施、范蠡和吴王之间，情感纠葛生命纠葛卷起的国色，战争的凌厉和肉体的凄美，横绝太空！既是国，也是色啊！赵飞燕的舞姿，何等姣媚。貂蝉，不也是犬牙交错战争中的国色么？杨玉环是什么样的国色呢？还有，我梦寐思念的昭君！
正在这时，一位拍过众多著名电视剧的导演朋友，在这个城市的郊外，一个星月迷蒙路灯昏暗的小酒馆找到了我。他挤弄着无比聪明的小眼睛，眉飞色舞地对我说，无事可做么？加盟我吧，我正策划筹拍一部古装电视剧《王昭君》。我顺口答应了他。我说行，你叫我做什么？导演哈哈一笑说，我的大画家，你能做什么呢？除了美术……还是做美工吧。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是画家，或者我仅仅是画家呢？导演说，大名鼎鼎嘛，军事题材画家嘛，你的那些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已经中外驰名了嘛。我看过你那些画，我认为你对军事与战争，尤其是战争中的人性，有些独特想法还没有表现出来。我说，咱们美术界，知道我的人可能很多。可是，放在世界上，放在古今中外绘画大师小师面前，我们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摆弄出来的作品，可能作为学生习作都不够。导演说，好，你真谦虚，不过还不算糊涂，艺无止境嘛。不过，我这部电视剧，不是讲一般的故事，而是表现战争氛围之中的历史与人性、情感与人生。比如，王昭君这样一个绝色美女，她在那个时候不可更改的命运面前，怎样选择、怎样面对。如果愿意加盟，我们合作一次，把作品的价值和意义，诗意地真实地完美地表达出来。看看女人与战争之间，有什么样的血肉联系。我觉得导演的话有一定道理。我说，假如加盟到你们摄制组，除了搞烟火、除了当美工，我什么都愿意。导演说，不要开玩笑了，你为什么不能把你的画笔和油彩，深入到王昭君这样旷世绝代的美女们，心灵世界中去？比如，远嫁匈奴，她究竟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现在剧本还没有完全写好，我老是在琢磨未来的这部作品，作为导演怎样去阐述，怎样建立拍摄这部作品心灵基调。她的行为，究竟属于个人，还是属于历史？她在荒凉的大漠中，从一个如花的女子，到儿女一群的老妇，先跟了匈奴老子，老子死后又跟了儿子，作为一个女人，她究竟获得了什么？满足了什么？生理需要，还是精神需要？她一个柔弱女子，为什么要承担拯救民族危亡的大义？我查了许多关于王昭君的资料，读了好几本描写她的历史小说演义，似乎都没有找到这个问题的完美答案。我呆呆望着导演，眉头越皱越紧，而他，说着说着，竟然不断地挤弄着小眼睛，更加眉飞色舞起来：
“道义高尚也好，见识高贵也好，平息战乱的和亲政策也好，这些我们都认了，也有了历史定论，但那毕竟是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两个男人，正儿八经的结婚呀，而且，是那样的一个女人、两个男人！当那个如水一样柔弱的女子，在陌生的西域荒凉大漠，在戈戟战马相交嘶鸣碰撞的历史硝烟与血火中，如此反差地构筑起两个人的世界，她的生命怎样去面对，她的青春韶华和情感心路历程，是怎样一步步走过来的……”
他的语调越来越慢，声音越来越小，直到最后把眉头皱得很紧，用小眼的余光瞟向我，说：
“好吧，不做美工，那你想干什么呢？编剧、录音、制片——就是不能选导演，其他的工作随你挑。”
我突然站起来，紧握着导演的手，有点激动地说：
“就冲你这几句话，即使什么也不做，我也愿意随你一起，待在剧组里，把你想弄清楚的这些东西，弄个明白。”
我不知道，我和长篇历史电视剧《王昭君》剧组，那个挤弄着小眼睛的聪明的导演相遇，是不是一种梦幻，或者，是类似于非常残酷的艺术与生命的玩笑而已。我知道，有些著名导演花钱雇人写电视剧，写不伦不类的电视小说，但那些人不是我。我知道，我和他们大体都差不多。该弄的想弄的作品，一样也弄不出来，或者弄出来，无论放在电视频道、电影屏幕上，还是挂在艺术画廊、展览馆，都同心中向往的那种艺术相去甚远。后来导演传回话来，所谓电视剧，就是一种大众文化，而大众文化，说穿了就是俗文化。谈谈恋爱，哭哭啼啼，死去活来，或美女飞刀，再加上把画面弄得很刺激很美，大多数观众都会如痴如醉。所以，《王昭君》那部电视剧，至今远不止还在操作层次上搁浅。不过，那晚和导演在星月下的荒郊小酒馆里梦一般的对话，似乎时时还在我心中回旋。大白天也常常想起，一想起它们，我便陷入对未来绘画艺术的深深恐惧中，似乎有种神秘的力量召唤着我，使我努力从导演挤弄的小眼里，获得一些关于王昭君的什么。也许我思绪的种子，绘画的、诗人的、作家的——思绪的种子，都可能从那个看不见的摄制组，以及晃动着摄制组人影儿的浩瀚天空下、无边大漠中，播撒在我的心田。我觉得，我有许多关于《国色》的绘画语言，将从这里萌发，未来精神之路，继续这么走，直到有一天，不为画画，不为拍电视，却可能渲染出世上最美的国色来。
我对过去绘画的厌倦和恐惧，并没有结束。走出沉闷的书斋，走出布满灰尘的画室，雨后的西岭画院，还是那样清新。梧桐树叶浓郁，爬壁虎藤鲜嫩，胭脂花开抒情。而西岭画院里传来的信息还是那样诱人，又使我产生深深地隔膜……前卫艺术、先锋艺术、行为艺术表演，还是那样活跃。身上泼过墨汁，又涂粪便。喝过可乐，又吃尸体。裸了上身，又裸下体，简直不可思议！我想，如果那些还算艺术，如果做那些工作的人还算艺术家，如果他们心中，还对艺术有一丝尊重和虔诚，还对绘画有最基本的把握和艺术智慧，那么，我们这些属于艺术的智慧和心灵，去做点什么不好呢？
……
“亵渎、亵渎！如果也可以算艺术的话，这种勾当、这种营生，简直是，是体力的浪费！”
在那些裸体
行为艺术家面前，我边看边走，喋喋不休。不知道怎样才能痛快地发泄心中积郁已久的不满和牢骚。
“不要把问题看得太绝对了！”
同事和朋友，女雕塑家易安，居然把我对现代艺术的某些看法，看成是我这些年远离艺术实践的牢骚。那时，我们已经认识好多年。无论为艺术，还是为朋友，我们什么都可以谈，不用像对外人，说什么话，总是吞吞吐吐。
“不要太情绪化，”易安说，“艺术的思维和行为一样，都应该是多元的。心胸要开阔一点，不要你怎么活，就不容许别人怎么活。”
我气得说不出话来，但又不知道自己究竟和谁生气。而且，不是和《王昭君》的电视导演，在这个城市郊外，天空闪耀着点点星星的小酒馆，而是在大白天，在熙来攘往的大街、人头攒动的新世纪艺术广场，既然这样，我就为我们的艺术感到深深悲哀了。
“你应该融入新时代的艺术审美实践中。”易安沉思了一会儿，诲人不倦地说。说着，有点异样地笑了，开朗地告诉我，“我们学校油画系，又招了一批新的模特儿，有下岗的歌舞剧团的演员、失业的健美教练、从业的××小姐、时装模特，如果你觉得日子不好过，说白了吧，就是无聊了，哪天带上画板来，让你选择一个，练练笔锋？”
啊，真的？我陌生地望着她，不知道说什么好，苦苦一笑。的确，我似乎好多年都没有画过人体模特了。
“不过，”我想了想，淡淡地对她，又似乎自言自语地说，“你说，艺术，你说，即使模特儿
